我尊重你的沉默
重庆是个令我不爽的城市。每次都灰头土脸阴霾雨雾地迎接我。远的不说，单今年的两次，都是直到我完成采访或者发完稿要走的那天，重庆的太阳才肯露一小脸出来送我。城市环境本来不好，一下雨又是满街泥，加上为AAPP修路，走路也难，行车也难。 上来就说重庆的不是，是因为大前天在重庆的宾馆里看《实话实说》，半路看起，好象讲心理调试。专家说，要是因为事情没干好而郁闷，不妨给自己找个理由。我在重庆采访不顺，没什么可怪的，只好迁怒于重庆的天气。对不起重庆了。 今年到重庆两次，发的两篇稿都没有采访手记，是做郑直报道至今仅有的两回。上一次是因为确实没心得，这回是因为心得离稿子的主题太远了。 往返3千公里，竟连主要当事人都没采访到，这不是用重庆的天气可以搪塞的，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的有些眉目，因此觉得，虽然稿子做的不好，但是有收获。 先说说事情的大概。 文革中，重庆某厂招工，一个17岁女孩的招工体检表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处女膜破裂，二指自由出入"的字样。招工厂委托女儿父亲的单位调查此事，女儿被封闭了三天，说不出谁干的就没有工作。女儿无奈，觉得说别人不合适，还是让父亲做出牺牲吧，就指认了父亲。结果，父亲被以强奸之罪管制三年，后又因"企图翻案"被延长管制两年。从被定罪，父亲就不认女儿。女儿后来明白自己害了父亲，一直上诉，父亲也是。直到去年，30年的冤案被翻过来，80岁的老人被宣告无罪。但是，他仍不肯原谅女儿。 这题谢忻一直跟着，苦于找不到父女二人，无法采访。那天开会报题，大家都说好，吴菲尤其感叹，是一部电影的素材呀。吴菲说，郑直去吧，会找到的。其他人也鼓励。 我没有发现更有点的题目，觉得这题不错，但也没把握。想想一个月没做稿子了，总得有个事开头，就决定去，预想结果不会坏，吴菲他们对我的预期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预期，很多时候，当地一个知情者都没联系就贸然闯过去，该找的人最终都能找到，何况这回，谢忻还联系了几个知情人呢，其中一个，曾答应带谢忻去找那个女儿。 谢忻把自己联系多日得到的电话都抄给我，还给重庆那边打电话把我吹嘘了半天，搞得我很惭愧，因为我抢了谢忻的题，而且我一点没把握我做就能比谢忻做得好。 3月2日下午到重庆，赶快打电话找知情者，要女儿的家庭地址，想，找上家门去，即使被拒绝，会一顾二顾三顾，或者干脆门前守侯，总会感动上帝的。 没想到，那个很熟谙此事的同志，不仅没有女儿家的地址，而且根本就没有见过她。不过他毕竟为这个事情的解决作了很多工作，一个很热心的人，说马上和她们厂子联系问一下。 近傍晚，地址问来了。我算着别人吃罢晚饭的时间赶过去。很难找很破的一个小区，很脏很黑的一个简易楼，敲门，门很快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后面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妇女面善，我说你是某某某？她说是。我说我是某报社记者，能让我进去说吗？她说，进来吧。 进去，坐。小孩子一口一个niangniang好，屋里没有旁人，我觉得环境不错，气氛也不错，有戏。 妇女问，有事吗？我小心翼翼地说，就是那个案子，你父亲的案子。 我父亲的案子？我没有父亲呀。 我怀疑她不想和我说实话。我问，你不是某某某吗？她说是。我问，这里不是某某区某某村某某楼某某门某某号吗？她也说是。我问你父亲不是叫某某某吗？她说不是，我问你父亲不是有个案子去年平了反吗？她说我父亲去年就去世了。 不说实话也不能编父亲去世的瞎话来诳我，我想可能是我错了。 然后我又核对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我发现真是错了。一个同名者。 她说，这么大的厂子，同名者多了，你有电话，何不打了问她。用我家的电话打吧。 小孩子也跟着喊，niangniang用我家的电话打，用我家电话打。 我犹豫了一下。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那个女儿可能就住这附近，既然跑出来了，打个电话碰运气吧。 用手机打的电话。那边接了电话，很拒绝。我在电话里和她说了很久，大约有二十分钟以上，她的态度没有一点改变，但一直在出于礼貌而敷衍我。当感觉到她不说地址我就不会挂电话，她把电话挂了。 收了手机，那妇女听出我没达到目的，替我遗憾，说北京来的，这么老远，她都不见呀。 第二天上午，我到帮助父亲打官司的老年中心去，他们也不知道女儿的地址，父亲的更不知道，联系电话也没有。说一直是老人找他们，案子平反了，老人也好久没来了。 我在那里翻这起官司的资料，了解案情，发现询问笔录做的很不规范，很多没有时间、地点、被询问人的基本情况和询问人的名字。 还好，终于找到一份，如获至宝地把地址抄下来，下午又去了。 这个更难找的小区也更破更烂象贫民窟，四五十栋楼建设得毫无规律，谁和谁都不挨着，住1号楼的甚至不知道2号楼在哪里。不过我不急，反正这回手拿把攥，楼跑不了，人也跑不了。 找到了，敲门。两个男人在吃饭。我说找某某某，他们说没这人。我说这里不是某某区某某村某某楼某某门某某号吗？他们说是。我说我找某某某。他们说某某某是什么人，我说是一个退休妇女。 他们有些明白。说，你说的人搬走了，房子租给我们住。 我问，搬到哪里去了。 他们说，某某大街。 具体楼门号？ 他们说不知道，不过有电话，你可以打电话问。我说她家的电话我也有。对了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一致。 又是一瓢冷水泼下来，我觉得这回的局势好象不太妙。 两个民工样的男人很好心，说她今晚会来收房租，你要是找不到，晚上可以来这里等。 一根稻草浮起来，我想，只有这样了。 考虑到路上的时间，晚上没敢吃晚饭就跑过去等。坐在人家家里，无所事事，而人家也开始怀疑我找他们房东的目的。 他们说，是想租这房吗？我说不是，我不是本地人。 他们说，听口音是北方人吧。我说是呀，北京人。 他们说，北京来的呀，找她有什么事吗？我说，没大事，了解点情况。 他们说，他欠了你的钱吗？我说，不是生意上的事。 他们说，到底什么事嘛？不是大事不会从北京这么远的地方来找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的推测好象有道理。 他们改了口，说你找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们不认识，收房租女的不会来，每次都是男的来。 于是我又开始想，假如是男的来，我该怎样游说他。 等了40分钟，他们的一个从窗户探头出去，说是底下有人喊，有电话找。 我知道他们家没电话，也没手机，他家小孩子说的，不会是瞎话。但我没听见外面有人喊，这么破烂的地方也不会有公用电话，我有些生疑。我说，是公用电话吗？他们也说不清。我很怕是房东打来的电话，想交待几句，又怕更添他们的疑虑，就没说。 他们中的人出去了一个，过一会回来，说房东打电话过来，说今晚不来收房租了。 我问，你说没说有人在等。他说，我喝了酒，头脑不清醒，没说。 我出了门，怀疑是两个小伙子做的套，他们不愿意牵扯进我和房东的什么官司，因此把我赶出来。 所以我还得等。于是我就等，百无聊赖地在楼的四周游逛，盯住了进这个楼门的所有人。 天上又开始飘雨，重庆的雨从来都是说来就来了，我没带伞，有些烦。头脑还清醒，开始回想过去的采访，用自己曾经的成绩安慰自己。想想有一次，别人说我们三人一周做的采访，你一天想完成？不可能，人都在躲，你找不到的。但我一个不拉全找到了。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天道酬勤，我这么下工夫，会有结果的。 但过去是过去，这次人就是不来，徘徊了四十分钟，我彻底没了信心。再拨曾被拒绝的那个电话，没人接。 第三天，我到那个父亲的厂子去，心想找不到女儿找到父亲也算成绩，结果，厂里的人说，老人除了每月来拿退休金，其他时间和他们全无接触，也早已不住过去住的地方了，谁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唯一的成绩，是联系上了曾涉嫌逼供女儿的那个人，而且不费周章地说服她接受采访，然后让出租车司机以最快的速度送我过江去会她。 结果，在约定地点约定时间没有看见她，又等了足足45分钟，我想她肯定改主意了，这种事，她怎会轻易诉说。我开始电话约老头的律师做下一个采访，这时候，我发现她来了，也在等我，是她的口音让我误会了约会的地方。 老人的律师，是我最后一线希望，因为他说他会想办法帮我找，后来发现，这是空的承诺，因为他也毫无线索。不过，听说老头的女儿拒绝采访很不解，他说，把电话给我，我帮你说。他肯定觉得他对这家有恩，他的劝会有效。结果，电话那边永远地没有人接。 虽然掌握了案件的全部资料，但是很少感性的东西，我觉得写起来会很涩。那个晚上，我迟迟不能在电脑上敲下第一个字，有一瞬间，我甚至想打电话回去，说我放弃了。 熬到12点，仍然毫无感觉，干脆睡了一觉。到了昨天早上，觉得不开始不行了，就硬写。好歹完成了，算是没白拿报社的钱出来一趟。结果今天报纸出来，有人打电话说，看了，不错。我在心里苦笑。 说了半天，该说到正题了。有人和我说，看郑直报道，看到采访手记，算彻底看明白了。那么下面拉拉杂杂的，就算是我的采访手记吧。 没有采访到当事人，两个原因，对于父亲，假设我确定他无意回避采访，那是我寻找的工夫不到。对于女儿，她如此决绝地回避采访，是不是我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她。 我想是这样。我没有理由。 我为什么要做这篇新闻，我觉得这故事曲折，有意思，但对于那对父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采访？接受采访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好处的说法看上去很功利，实际上我们不能回避媒体在做新闻方面的功利心，媒体要藉文章赚读者的眼球，进而赚广告的钱。既如此，即使不如此，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权衡接受采访的利弊，他们有权选择说还是不说，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接受采访是是公民的义务。 做记者，希望自己的采访所向披靡，却往往忽视了被采访者的权利，很少想到一篇文章出来，会给被采访人带来什么影响。比如这个案子，是让父女二人都感到屈辱的案子，换位思考，我们也是期望平反却不愿意公开的。女儿期待父亲的宽恕是私下里的心愿，不希望被媒体放大或者利用炒作，而父亲永远不会原谅女儿，一些媒体却莫须有地说父亲也想和女儿吃一顿团圆饭。媒体经常利用所谓的爱心来障读者目，殊不知真爱应该体现在对人的权利尤其是隐私权的最大尊重上。 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时候读报读得我自己都为当事人心惊。比如前些天，有报纸在显要位置登一篇女儿寻父的文章，那女儿好象是私生子或者早年父母离异，反正她只知道父亲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现在年纪大了，想了却见生父的心愿，于是媒体就帮她呼唤，把她父亲的名字好象还有当年的照片都登出来了。当时我就想，天哪！媒体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位父亲，他往后的日子他重建的家庭生活，还能平静吗？ 再有，那个因伤害黑熊的刘海洋，他一旦成了新闻人物，他的一切就都不用被避讳，他就没有丝毫隐私可言，他学习的历史自不必说，他的单亲家庭更成了解释他行为障碍的一个理由。且不说刘海洋的行为和单亲家庭的影响是否有关，他的家庭情况都应该作为隐私而被避讳，媒体总是以为自己在行善或彰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可是，不懂得对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负责，又何谈对社会负责。 而我采访的这个案子，也是涉及隐私的案子，发生时并未被广泛传播（所以女儿在后来还可以顺利地结婚生子），翻案后利用媒体恢复名誉的说法就不成立。而且，媒体替女儿传达的心愿，并非只有通过媒体才能传达，况且这心愿在三十年里已被女儿自己反复传达，媒体的传达也不会更有效。总之，媒体没有必需做这稿子的理由。那女儿是看透了媒体不能帮助她实现心愿，反会给她增加更多的烦恼，因此铁了心的回避我。 其实，关于这个案子，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我以为是那些人为什么非要逼女儿说出父亲的原由之一。在写稿的时候，我反复地想是否要写，写了，从新闻的真实性上说，我没有失误，但那又可能对当事人的声誉造成贬损，我在传达信息的完整和顾及当事人的名誉方面权衡，最后我放弃了。 我做记者，一直不怵采访政府机构，（即使这种采访常不成功。）但我一直对采访平民百姓心怀忐忑，我一直没深想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想明白了。 我还想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做采访，最后决定是否写或者怎样写，曾经很多地考虑采访是否全面，向受众传达的信息是否对称，尤其曝光性质的报道是否会在法律上失之严谨，直至引起官司，很少想我的稿子除了给读者带来什么，更会给当事人带来什么，尤其会不会在法律没有关注到的层面给当事人带来伤害。以后，我会更多地考虑这些问题。 任何记者，都不希望自己的采访对象选择沉默，但必须尊重别人选择沉默的权利。至于我，我会在一些时候支持这种沉默，并因此放弃采访，或另辟他径。 说到最后，扣回开始的重庆，采访不顺，真的和重庆的一切无关，而不顺也并不意味着失败。思想了，就有收获。 2002．3．6 今天，收到一篇来稿，某省有35个派出所和上千名学生帮助一位军人寻找曾经遗弃了他的母亲，这位母亲的真实姓名和调查出来的复杂身世被毫无保留地披露于报端，几乎闹得全省人民都加入关注和帮助寻找的队伍。而从文中看，这位母亲已经找到，但有难言之隐，不想认亲。媒体不想罢手，要把寻找进行到底，实际上，母亲不认儿子媒体不会罢休。 文章写得很感人，登出来一定好看。如果属实，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文章反映出来的东西，和我的新闻理念有冲突，所以不想用。 我也愿意这位军人能了却他认母的心愿，但不应是这样的寻找。两个民事权利平等的个体，假如一个人心愿或说是权利的实现是以破坏另一个的权利尤其是隐私为代价的，我宁愿偏向保护后者。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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