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新华网转发了福建《东南快报》摄影记者柳涛的一组照片，尔后，这组照片又被新浪网等网络媒体转载。但这组旨在批评厦门马路陷阱的照片没有在其表现的主题上唤起读者共鸣，网民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这组照片的获取手段，记者柳涛受到强力抨击。

　　新闻不是以其内涵而是以其外延引发反响，而关注的焦点又涉及媒体自身，这一话题的换位延展为后续操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闻切入点。经过紧急采访，我报在全国媒体中率先报道了“记者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并在文中首次提出了“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的命题 。

　　我们的报道一经见报便被网络媒体广泛转载，并迅速引导了话语方向。新浪网破例地将这一非重大事件的新闻全天挂在新闻导读位置。截至晚上零点，仅新浪网网友对在我报报道的评论就逾三万条。

　　此后，我们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跟踪采访，并一直关注此事的进展。而作为这篇报道的责任编辑，我对此事的关注点也不仅限于职业伦理和道德良心，而是扩充到了媒体在刊发稿件（包括图片）时的具体操作中如何体现媒体伦理和人文关怀，如何在披露新闻事实和避免读者非议中有一个趋利避害的平衡。

■确定选题切入角度的理由

　　和大多数综合媒体一样，我们国内新闻版的新闻源多来自外埠媒体。看到新华网发布的这组图片，版面编辑最初的设想是将其中的一张作为独立的新闻照片转载，而选用的依据，主要是因为图片瞬间精彩，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但我以为，这样使用这组（或其中的一张）照片，不仅不合适，而且有风险。

　　首先，从新闻要素上考虑，这组照片的主题，是反映厦门市政设施建设的问题，在当地媒体刊发，有贴近性，且有后效期待。但从全国视角来说， 道路有坑不是特例不具新闻的显著性，后效期待对异域读者没有太大意义。作为北京的媒体，关注一个普遍存在、比较表象、深挖价值不大的新闻现象，从选题上来说有些失当 ；其次，是否可以以视觉效果作为取舍理由？我以为照片瞬间精彩确实难得，但这种精彩背后是骑车人的痛苦和未知的伤害，这种痛苦和伤害已经引起了网民对摄影记者的非议。从网上反馈来看，读者对此片的关注已经脱离照片所反映的事实本身，而转向此片的创作过程。很多网民认为这组照片是记者等拍而不是抓拍，认为记者在明知马路有坑的情况下，为了获取一张所谓的好照片而漠视路人可能遭遇的危险，守株待兔地抓取这一瞬间。“照片拍的倒是精彩，可拍照的人太缺德。”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如果再按照片题意转发，无疑说明我们对记者拍摄状态的一种认同，其结果很可能是引火烧身，既我们的编辑理念亦受到读者质疑甚至攻击。

　　这组照片究竟该不该发，怎么发？因为自己一直对媒体伦理的话题有兴趣，所以很快为这组照片的发表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即，以一组照片引发网民关注记者职业伦理为主题，把这组照片引发的争议作为新闻事件主体。

　　当日报社的编前会上，这个选题引起了大家的一致关注，当天的值班副总编建议挖掘幕后披露更多事实，把选题做大。于是我们安排记者紧急补充采访了《东南快报》摄影记者柳涛和有关专家。第二天在《国内各地》版头条推出 《一组照片引发网民热议记者职业伦理》的报道，旋即被各大新闻网站竞相转载。

■媒体实操背后的理念差异

　　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其内涵最后蜕变成新闻背后的故事，而新闻的背后，反倒走上前台，不期而成为读者的关注中心。这个逆转的结果，在中国新闻史上是有意义的，但绝非媒体新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媒体希望读者关注的是新闻本身而不是新闻背后的记者和媒体操作。

　　在我报发起这场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追踪了一下这组图片的原发状态，对比了转发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的做法，发现这个逆转是因媒体不同的编辑思想和新闻理念之下的处理结果造成的，追究一下，颇有意义。

　　这组照片的拍摄者是福建《东南快报》摄影记者柳涛，原发于该报“本埠焦点”版。那个版用四组不同场景的照片来体现该版“连日暴雨，愁煞雨中人”的主题，柳涛拍摄的骑车人摔到在马路陷阱的五张，是其中的一个场景，也是这四组照片中唯一一组图片连续报道。因为柳涛是新华社签约摄影师，他在给报社发稿的同时将这组照片发给了新华社。

　　新华网用“马路陷阱太坑人”为题发出了这组中的前三张，后被新浪网等多家网络媒体转载。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照片先后在若干媒体发表，作为原发媒体的《东南快报》并没有招致非议，而转发的网络却掀起轩然大波，对记者和媒体的质疑之声骤起。新浪网转发了这组打着“XINHUA”字样的图片后，网民矛头所向更是累及新华社记者之名。这些当然和网络的传播影响力有关，但更和几家媒体的操作有关。

　　《东南快报》的发稿编辑在接受我报记者采访时称，“至今没有针对这组照片的指责电话或信件反馈到报社来。”

　　究其原因，网媒的传播力不容小觑，但我认为还有更不容忽视的两点。第一，除了图片说明，《东南快报》还为这组配发了编后语。编后语中写道：“如果不是雨天，如果路面没有积水，那么路上的坑一目了然也许不会害人。但是，如果施工单位都能及时把坑填平，这些意外就不会发生。也许施工单位也不想害人，但安全无小事，大家须切记。”几句编后语既表达了该报发表这组照片的目的，同时引导了读者关注的方向。第二，这组照片意在表现马路陷阱对人身安全的伤害，伤害的程度不仅会影响到读者对马路陷阱的憎恨，更会决定读者对受伤害者关注程度。《东南快报》的这组照片表现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从骑车人从自行车上飞出开始，到骑车人从水中站起结束。马路陷阱害人，但骑车人并未因此招致难以逆转的人身伤害。他站起来，去扶车，说明骑车人的行为能力未因此丧失，这是对读者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使读者揪起的心多少得到舒缓。

　　事发之后，我和柳涛确认，他发给而新华社的就是他发给自己报社的那五张照片，而新华网在发布这组照片时，既没有注意原发报刊编后语，又舍弃了交待骑车人安危的后两张照片。所发的三张照片，以骑车人趴在水中、自行车砸在他的背上告结束。

　　对于这组图片，发三张还是发五张，量的差距造成了质的变化。三张交代的是坑，五张就关注到人。三张仅仅告诉我们一个坑害了一个骑车人，对于反映市政设施的缺陷，已经交代得足够清楚。而五张那组多出来的两张，对于揭示市政缺陷的主题是多余的，但却交代了骑车人摔后无恙的结果。这种交代，是一种人文关怀精神的体现，让读者释然。这种释然，也多少转移了读者对记者拍摄过程的关注。

　　《东南快报》见事也见人，而网媒就骑车人的安危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大大的悬念。正是这个悬念让网民有了一个很负面的结果推测，激发出来的，不是对那个水坑以及市政设施维护的关注，而是对一个受害者的极大同情和对拍这组照片的记者的怨愤。其实这种怨愤是一种迁怒，《东南快报》的读者没有这种迁怒，网媒的读者却有了，这也是一种编辑引导，尽管可能无意识，但归根结底是新闻理念的缺失。

■两难境地如何取舍的思考

　　在我报发起这个话题讨论后，新浪网以专题的形式集纳了相关报道和各方观点，几天之内，该专题的网民留言超过十万条。对于一个由社会新闻起头的新闻事件而言，如此的关注度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读者关注价值取向，已经迫使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我们思考职业伦理问题。

　　我们在报道中提出的是记者的职业伦理问题，就是摄影记者该怎么面对这个坑，但现在看来，这不仅涉及记者伦理，更涉及媒体伦理。记者没有发稿权，他所属的媒体如何处理这组照片可以反映这家媒体的伦理观念，网络媒体和其他媒体如何转发这组照片，也可以凸显各自的伦理观念。

　　在我们采访了柳涛之后，柳涛迅速成为新闻人物，此后他又接受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很多媒体的采访。而作为北青首篇报道的策划人之一，我在其后仍在关注着这个话题，也和柳涛有过进一步的探讨。同时，我们自身，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摄影记者该不该拍摄这样的照片，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拍摄这样的照片？媒体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处理发表这样的照片？就是说，面对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照片，我们该如何取舍如何抉择？

　　在媒体新闻中，涉及媒体本身的份额极小，记者因报道新闻而成为新闻主角的更是甚少。对于柳涛事件，至今虽然争议渐息但无定论，不仅在读者中，而且在传媒界在专家学者中，认为柳涛无过的有，反对柳涛作为的也有，莫衷一是。在职业行为中，记者首先是记者还是社会人，是纯粹的守望者、记录者还是应该适当的介入和干预者。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记者首先是社会人，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记者又首先是记者。记者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取新闻和使用素材，暗访、偷拍和明采实录的方式选择。凡此种种，都值得思考。

　　柳涛说他没有结论，同样，我们也没有。

　　也许就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所说，记者传达新闻的义务和公德心很难取舍，即使在‘新闻从业者应该是不偏不倚中立的观察者’已形成共识的西方国家，记者在这种情境下应该如何作为的争论也都一直存在。”

　　既然这种争论一直存在，记者和媒体就有可能在传达新闻的过程中成为公众抨击的靶子，这是大约也算职业风险之一种。但这种职业风险是否可能避免，或者可以减小？同是媒体中人，我们在操作这组新闻的同时对这个问题也有设身处地的反思。

　　我的结论，记者和媒体在面临伦理拷问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包括你的采访对象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等。媒体不是要占据道德制高点来俯瞰众生，但媒体应该永远向着呈现给读者理性的思考和人性的光芒方向努力。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