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三次新闻官司

　　 从西宁回来，周四例会的时候，我破例地说了很多话，介绍我的采访经过。而我过去，从来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为什么这次并不重大的事件采访令我如此不安，直到现在，仍然惴惴？后来我想，盖因为我对法律的敬畏。

　　那天，杨毛头在我之后说，郑直写稿子，很少惹事，因为比较细致严谨。

　　谢谢夸奖，但我没吭气。因为我写稿子不但惹事，而且惹大事，我怕只言片语说不清，反而把实习生吓着。

　　周五晚上有个斑竹聚会，我不是斑竹，却被邀参加，我想这是gee的举荐。会上，有人说，他们关注过我对法律的关注，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特别关注法律的记者，我对法律问题有些心得，但和我关注的其他社会现象比，也算不上更有心得，我从来没有把法律从我的关注视角中提炼出来给予过特别的关注，我当然就更不会想到，还会有人关注我对法律的认识。

　　但是，这根弦既然被弹响，我想也别让它一下子沉寂下来，不妨在余音里说说我和法律的故事，实际上，是我的吃官司或者打官司经历。
　　从1997到2000，4年里我打了3场官司，一次是原告之一，两次是被告代理人之一，3次官司都是新闻官司，都是我挑的事或我惹的事。

　　第一起是1997年。当时我在《生活时报》当记者。

　　3.15前夕，想为3.15做专题，其时打假风行，我们也想试试手，我、余涵、刘翠花等5人就出动了，每人掏了点钱，凑在一起做打假投资。

　　先是去西单，在一家很大的商店里很容易就找到了标称和品质不符的假货，（是什么我记不清了），买下来，然后索赔，没费很大劲，成功了。（逢3.15之前，商家都很警觉，一般会采取息事宁人之策）。

　　第二站到王府井，看见假货，商家却警觉得不肯卖。后来我们中唯一的一位男记者还和他们发生了争执，为取证甚至和商店保安动了手。该区消协在那个商店里设了一个投诉台，消协的人却在替商家说话。

　　还是在王府井，天将晚的时候我们到了一家名气颇大的商店，在挂着"商品保真销售柜台"匾额的柜台里，看见卖水晶项链的，标签上就写着"水晶项链"，售货员也介绍说绝对是天然去杂质的水晶，他们称为"合成水晶"。我们买了若干，花了千元左右。当时没有偷拍机，但全部对话却是用采访机录下来了。还有发票，也写着"水晶链"。甚至一条项链上也坠着写有"水晶链"的标签。

　　事先了解了一些水晶知识，我们知道这些项链绝不可能是天然水晶制品，然后就和商家交涉，最后被推到位于一个胡同里的商店办公地点。

　　接待我们的人记录了事情经过，当时就承认这些项链不是真水晶，是仿制品，但不承认售货员会把这些仿制品当真水晶卖。该人说要和领导汇报，叫我们第二天去听回音。然后特别问我们的单位，我们说消费索赔是个人行为，和单位无关。那人比较狡猾，说把情况弄得比较清楚才好和领导汇报，　　我们就说了，是生活时报的记者。

　　第二天上午，我们中的4个按时去了，那个会议室里有十几个人等着我们，包括商场的总经理，阵势煞为可观，劈头就让我们交出采访机，然后交出记者证，否则不得离开。

　　我们说，又不是来采访，为什么要交记者证？！

　　总经理就把立场挑明了：我们这么大商店不可能售假，你要鉴定出这些不是水晶项链，我们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这点钱，我们这么大商店还赔不起么。但你们不经同意而录音就是侵犯了我们的人权，不交出采访机就不能走，你们现在不交，一会就会有人来让你们交。

　　总经理在楼上楼下都布了人，把我们扣住，打电话让单位来领人。我们总编当时就在电话里提醒那位总经理：必须马上无条件放人，否则要承担法律后果。然后警察也来了，说是总经理通知他们有人在公司无理取闹。

　　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能主动与外界联系的通讯工具，被限制自由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孤立无助。警察来了，我们才觉得有了救星。

　　警察看了我们的记者证，听我们说了事情经过，当时就感觉那总经理做得过分，把他叫出去，劝了一阵，然后把我们放了。

　　我们下楼梯的时候，还有商店的员工在楼梯上堵着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

　　我们被限制自由的的时间大约有一个半小时。

　　当天下午，该商店就派人到报社去了，当时我在写这事件的稿子，很怕报社软了。幸亏没有。第二天是3。15，我们的稿子头版头条见报，把商店的名字，总经理的名字都披露出来。

　　然后几天，我们把各个部门都采访了，工商局、技监局，所有执法单位都认为商店无理。项链也逐条送国家质检中心检测了，每条的品质都是"玻璃"而非"水晶"。但此时，那位总经理却不履行他的承诺了，坚决不退不赔。

　　后来北京电视台就此事件做了节目，并请区工商局到那家商店现场执法，其时，商店的售货员和部门负责人哑口无言。

　　但是仍旧无果，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似乎没有希望达到。

　　总编说，写评论吧。

　　我觉得也只有评论了。一个下午，洋洋几千字的系列评论写出来，总编看了不满意，亲自改，改出来的我也不满意。后来，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的评论只发了"之一"就没了下文，因为商店找了光明日报的什么领导，给压下来。

　　当时我们气盛，媒体不能帮我们，只有打官司。

　　很快就起诉了，要求商店加倍赔偿货款，并赔偿鉴定费等损失，要求法院没收假水晶项链。

　　开庭的时候，审方是一个审判长加两个人民陪审员，无论陈述还是辩论，我们都是绝对优势，两个人民陪审员也当庭指责商店的行为是欺诈。

　　审判长问我们是否接受调解，我们说不接受。因为调解了，就没有准确的说法了，我们要说法，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法庭认定商家的行为是欺诈。

　　后来，法院单独传过我一回，和我谈话的，不是审判长，而是民庭庭长。当时还有一个书记员在场，欲记录，庭长说，不要记了。

　　谈话的目的，是劝我方接受调解。因为没有记录，庭长非常直白，几层意思：你们完全有理，商店确实不对，商店的行为就是欺诈，但我不能判他欺诈；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不是我能决定的，甚至不是我们院长能决定的；如你们接受调解，你们的经济赔偿要求都能满足，甚至可以更多，而你们若不接受调解，你们哪方面的要求都不会得到完全满足。

　　时隔几年，我忘了很多事情，但那个上午的对话我一直刻骨铭心地记着，我甚至记着屋里三个人坐的位置。那天有阳光，但我觉得冷。
　　我对庭长说，我们打这个官司，经济赔偿在其次，关键要个说法，因此，我们不接受调解，我们要求判决。

　　又拖了很长的时间。这期间，我们知道了这案子为什么令法院为难，因为那家商店，是王府井大街上非常著名的商店，是北京市的商业红旗，案子的输赢，决不是商店的输赢，关系着北京市商业的形象，因此，居中斡旋的，是更高层的机构。

　　最后，案子还是判了。退货款，好象也赔了点钱，但不是我们要的加倍赔偿，当然也没有判定商店的行为是欺诈。我们觉得我们输了。

　　上诉到中院。

　　再开庭，还是我们占上风，但感觉审方心不在焉。

　　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没什么理由的维持原判。

　　是我们想到的结果。

　　当时大家都已能平静对待这个结果，因为也在意料之中。但还是讨论了一下是否申诉。再申诉，不追求目的，只为过程，走完一个诉讼的全部法律程序，作为对法律程序的体验。但是后来没有，实在是因为有些懒。

　　那家商店，后来迟迟不付判决的款项，我们在申请强制执行的最后期限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才把钱拿回来。

　　我的几起官司好象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者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时间上我记不太清，反正在进入新世纪之前，我一直都陷在官司里。

　　我涉足的第二起官司，始于1998秋，终于2000底。这场官司是网络给我带来的。

　　那时媒体上网的不多，有个人主页的记者更少，想从网上传递新闻线索，用引擎搜索"记者"，搜索不出几个目标，其时我刚发布了个人主页，主页上留言板、BBS和信箱链接一应俱全，所以对于那个著名的网络事件，我能从网上得到信息就不足为奇了。

　　那个事件很简单，就是一个叫王洪的消费者，买了一台"恒升"笔记本电脑，发现质量问题，多次和"恒升"交涉，得不到满意答复，恰巧这王洪是个网民，就把苦恼宣泄到网上去了。

　　知道这个事，我没有特别关注王洪和"恒升"的孰是孰非，我觉得比较稀奇的是消费者开始把网络当成宣泄的媒体了，如今网上这类事很常见，但98年确实不是，那时网络还只是互通信息的中介，没有成为个人有意操纵的媒体。

　　于是采访王洪、采访恒升，写成文，发了，标题是《消费者网上诉纠纷，商家E-mail律师函》，文末说，"王洪的消费纠纷让我们关注的的不仅是消费纠纷本身，还有我国在向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当时心上对二者也没有特别的好恶，因为奸商固然不少，刁民好象也不少，谁在事件中占理或更占理，不是我的关注点，在这个事件中，我关注的只是形式。所以，后来很多人说我是为消费者说话，实际上，在这篇报道中，我没有丝毫为王洪抱不平的意思。

　　后来，这事的关注度就高了，再后来，"恒升"就把王洪、〈生活时报〉和〈微电脑世界〉杂志告了，索赔额240万。据称，这是区级法院所能受理的最大数额的官司了。

　　闻听我因这篇文章惹了官司，心里特吃惊，因为没偏没向的，为什么惹官司。再看看起诉我们侵权的理由，也很滑稽，不值一驳。

　　在这个网站的"专题新闻"栏目中，有关于这个事件的详尽资料。我懒得细说。

　　反正，打官司我肯定要做代理人，不管对事件本身，还是对网络，生活时报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生活时报还有一个代理人是黄晓，他本来是我的同事，刚调到光明日报的法律事务部去。黄晓当时还不太愿意接这个官司，后来觉得这官司打的有收获，他的硕士论文便是建立在这个案例的基础上。到了打完二审，他读博也该做论文了，如果不是离专业稍远，他依此再做博士论文也说不定。（这是题外话，为了说明这场诉讼的价值。）

　　说实在话，一审的时候，我和黄晓都没太重视，我只是在开庭前一天才看了看材料。开庭的时候，我们觉得辩得很精彩。开完庭就放下了。

　　99年底，我调到北青去，在光明日报办完手续，到北青报到，没赶上周末出刊，在家歇一天，正好是一审宣判的日子。在海淀法院的庭上，我们三被告都傻了，一共判了我们100万，王洪50万，我们两家各近25万。

　　对于那个判决，北大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上有精妙的评价，我不多说，但是我给本来穷困潦倒的生活时报带来这么大的债务，我觉得难过。

　　后来"恒升"到处说我是因为给生活时报惹了事，呆不下去才调走的。其实如果那样，郑直就不是郑直了。假如想到这个判决，我或许会呆在生活时报把这个官司打完。

　　二审是在北京一中院打的，本来我可以不做代理，但我为什么不做，我一点不想回避什么，而且我对打官司有兴趣。

　　二审是在世纪末宣判的，王洪被判了9万，我们两家媒体一分不赔，但是要登报向"恒升"道歉。

　　那个晚上，很多人跟我说在央视现在播报里看到我了，但我没看到。官司打了两年多，这个结果，我不很满意。

　　过了一段日子，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庭外见到二审主审法官，他和我说：对不起。还说，你那篇文章，是篇好文章。

　　仅仅判我们向"恒升"道歉，他都觉得对不起，可见如果公正，我们应该完胜。但是我很清楚，这案子不是他能左右的，判我们不赔钱，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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