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晚六七点钟，我和于魁主任正在做当天从滨州采回来的案子，晚饭没顾得吃。上滨州采访是我们特稿部第一次走出淄博，由于没有采访到当事人，我心里正有些扫兴。新闻中心王晓明主任来到办公室，对我们说：昨天晚上以色列一个城市发生爆炸，有两个中国人被炸死了，我看其中有一个还是潍坊人，你们不感兴趣？
于魁就打开新华社的来稿，找到了相关的几条新闻。我大体看了一下，是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发生了两起自杀性爆炸事件，炸死20多人，70多人受伤，其中2名中国人（后被证实是1人炸死，1人失踪，尸体最后找到）被炸死。新闻里面提及炸死的人是山东寿光人，单位是山东昌大建设公司。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需要采访？我真有些拿不定主意。对于涉外事件，我们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何况这已经是关乎国际的事件。一切还是领导说了算。晓明主任说，天津的一家报社已经打来电话，向我们约稿。毕竟我们是“鲁中”晨报。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输了一着。
我就打114查询山东昌建设公司的电话，得知该公司在潍坊，但是电话没人接。为了确证，于魁又打电话查询，并找潍坊的朋友，知道了该公司是在潍坊市奎文区。到底去不去采访，我们还在犹豫。晓明主任说：我看你们还是去一趟吧，车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在路上，我和于魁商量采访事宜。因为我们怕公司不接受采访，会受到有关部门的阻挠。之前，晓明主任的意思也很明白，不是非要采访到公司负责人，至少要找到这家公司，问问公司的保卫也行。其实重要的还是给我们特稿部一个外出采访的锻炼机会。一路上我感到有一些沮丧，也许肚子饿了，加之怎么采心里没谱，而且心里还有些惴惴不安。我们互相安慰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紧张什么，还是趁早在车上迷糊迷糊。
但是一向习惯于坐车打盹的我，在车上却毫无睡意，脑海里放映着自己设想的采访情况，确切的说，是在绞尽脑汁地为自己顺利采访打算可行的办法。怎么见上公司负责人，怎么采访家属，甚至怎么取得他们的好感，一些小小细节也不放过。期间，我和于魁又给各自在潍坊的朋友打电话，打听昌大公司是什么性质。虽然不大明确，但是我们已经差不多了解到，这是潍坊地区较有影响的大公司。我们猜想，死难者李培中是通过劳务输出的途径出国的，这是一家劳务中介公司。
21：00左右，我们来到潍坊，一路上打听，21：10，终于找到了这家公司的家属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公司贴出的出国招聘简章，这更加证实了我们的猜测。等来到公司的总部，我们发现，公司的准确名字是潍坊昌大（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劳务输出的仅是它的一个下属公司。
我们来到公司的办公大楼，向传达室的大爷询问情况。因为负责劳务输出的办公室早已关门了。
过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出公司大门。把了解的公司的情况反馈给报社编辑，让他们做稿子。这算完成了晓明主任吩咐的任务。之后我们便坐在车里商量对策。正在为明天怎么采访担忧之际，一辆白色轿车闯进我们的视野，停在了公司的门口。我们一阵激动。是不是公司的人来了？因为这个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公司是不会上班的。我下车朝他们走过去。等我发现那辆车的车牌是鲁A时，我心里一阵窃喜，便断定是兄弟媒体的记者来了。因为我们已经想到，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其他媒体不会无动于衷，何况是在新闻竞争激烈程度与日俱增的今天。
我壮大了胆子，问车里的司机：“你们是哪里的？”
“山东商报的。”
果真不出我所料。但是我仍然有些不相信，因为我孤陋寡闻，对山东商报不甚了解，心想此类报纸也会关注这种事情，那其他的大报更不用说了。有一些轻蔑的意味。这时，两个记者从公司里面出来了，他们也有些失望。一问果然是，一家是山东商报，一家是潍坊晚报。潍坊晚报的记者正在打电话。听得出来，正是冲这件事来的。我不仅放下心来，而且很快为此庆幸起来。经过自我介绍，得知山东商报的记者姓傅，潍坊晚报的记者叫王清林。后来事实证明，碰上他们确实是我们的运气。
王清林告诉我们，他正在和昌大公司的经理孟凡栋联系。孟凡栋此时正在潍坊市委宣传部汇报情况，过一会儿才能接受媒体采访。
真是感谢上帝！
山东商报的记者是下午过来的，有一个姓龚的摄影记者跟随。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因为他们也在打探我们的采访情况，我们也不得不“透漏”给他们一点。尽管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建立在彼此“利用”的“卑鄙”心理基础上，我们形成了联盟。当即，我们得到了孟凡栋的联系方法。
后来我们合作得很不错，不管我们之间存在新闻竞争也好，还是初次见面互相戒备也好，我认为我们的采访之所以取得成功，与他们的无私帮助是分不开的。
听他们说当天下午已经采访了一些情况，特别是潍坊晚报的记者，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已经成稿。我们便打算参考他的稿件。王清林还真不错，领我们到了他的报社，从微机里调出稿件，通过邮件给我们发回了第一篇也是重要的一篇稿子。
经过多次与孟凡栋联系，他说要很晚才能来。这时我们已经饿得不行了。先找了一家旅馆，因为服务员说晚上12点以后半价，我们就相约到永和豆浆吃饭。因为是第一出来采访住宿，能节省还是节省吧。刚吃完饭，孟凡栋经理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是打的来的。我们回到旅馆，在旅馆的大厅里，就开始了采访。后来订上房间，我们又到房间里继续采访。
没想到孟凡栋非常配合。我们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期间仅有的干扰就是他的手机在不停的响，都是谈关于死者李培中的事。我看他换了一次电池，他说，今天的手机都打爆了。他不停地抽烟。最后的一次接手机，听口气好像是他的妻子。他说：“没有什么事，喝酒喝多了，很快就回去。”那边不相信，他有些生气，但是始终没有发火。看来他的家里人不知道他的公司出事了。
我们的采访一直进行到00：25，我们对他的理智配合非常感动，同时我为打搅孟凡栋经理感到一点愧疚。毕竟谁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定好第二天6点就起床，到寿光采访李培中的家人。
终于可以歇息歇息了。在房间里，我们三个人就轻松起来。睡觉之前，于魁主任还冲了一个澡，又将手机充电。但是我们睡得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认为第二天的采访任务更为艰巨。
第二天早晨，我们6：10起床。洗刷完后，给商报的记者打电话，他们还没有起床。我们三个人先到宾馆大厅里等着他们。到了近7：00，他们才下来。吃过饭，7：30，我们启程赶往李培中的家寿光市侯镇台西村。
由于对路不熟悉，竟花了1个小时。8：30，到达台西村。而前一天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将台西村误作西台村。当天见报的稿子，不用说，肯定是弄错了。为此，我们打听了很长时间。
考虑到不能仓促打搅李培中的家人 ，我们先来到村委办公室，采访了这里的副书记，之后由副书记带领朝李培中的二哥李培贞家走去。在路上，我们看到李培贞家门口有一辆出租车，我想是孟凡栋经理的车。我们到了李培贞的家，采访还算顺利。之后我们又到李培中的家中。
在李培中家，我们翻开他们的相册，想找几张他生前的照片。结果没有一张全家福。李培中的侄子说，今天早上被潍坊市宣传部的人拿走了。后来我们得知，我们刚到李培贞家时，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刚走，一脚在前，一脚在后。我们心想坏了。果然，北青报的记者是和潍坊市宣传部的人来的，不但在我们之前早已采访完了，而且拿走了李培中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回到报社，根据采访的内容，我们认为做上两个版没有问题。但是与北青报的稿子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最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拿到那张全家福。
这次采访暴露出我们外出采访经验的不足。速度不够快，渠道不够多，缺少采访经验。例如，第一次我们发回潍坊晚报的稿子的时候，心想这是最大可能了解到的情况了。但是，第二天，我在网上看到，青岛早报发的稿子比我们的要好，有新的内容。后来我得知，在我们到达潍坊之前，他们已经早就和当地媒体联系上了，并且电话采了孟凡栋。有些点还是写得比较突出。而且，第二天网上公布了以色列大使馆的电话后，我们竟没有意识到给大使馆打个电话。等其他媒体的稿件见报，我们才想起来，这是多么大的疏漏。
我不知道其他媒体是不是转载过我们的稿件，我从网上没有看到。虽然不能说这次采访是失败的，但是的确存在的不足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其实每一次采访都是媒体之间的一次较量，与之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我对这次采访最大的体会。
2003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