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文化版编辑找到我，要我给他那版做篇“非典时期的读书生活”之类的稿子。我不是跑文化口的记者，也不太想做这样应景的稿子（到目前为止，本市尚未出现疫情，市民生活受非典影响甚微。动辄“非典时期”觉得难免矫情），但想到编辑既然找到了就做吧，当时想到随便到城区里几个书店走走、看看、问问，花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交稿。没想到这几分钟的“心软”就给我带了几乎一周的种种纠缠，直到现在仍如鲠在喉。
星期一下午下班后，我先到席殊书屋，本来只是想先跟老板约一下次日的采访，没想到他正好在。于是在没有做好细致准备的情况下，开始聊天式的采访。谁知采访时我从老板那里获得一个意外的信息：作为一个知名品牌的连锁书店，仅跟川内城市相比，本市这家书屋售书量也是最少的，老板用了“苦苦挣扎”来形容他的经营状态。这个信息触动了我的神经，为什么在这个四川NO.2的城市、一个号称科技城的城市、一个“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大学生”的城市、一个近年来屡屡以飞速发展的西部城市示人的城市，席殊会举步维艰？“市场没有我原来想象的好，不是这里的人没有购买力，而是读书的人少，尤其是年轻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基本认同老板的结论。两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萌生了放弃原来的命题作文，做一个以这个书店目前的困境为由头，来探讨“XX(城市名）人为什么不读书”的稿子的念头。
第二天到报社后，跟我约稿的编辑不在，碰到该版主编，我跟她谈了我对这稿子的想法。没想到激起她强烈的“共鸣”，“早就想做这个选题了，以前没记者接招。”主编痛击本城人不读书，一天到晚泡在麻将上，用了“白痴”、“农民城市”、“如果这样下去，这座城市没有什么希望，只有死”之类的话，言辞犀利。她还透露了身为外地人的我未曾了解的信息：所谓每6个人就有1个是大学生的结论，是靠本城大量的科研院所“拉”起来的比例，就本城土著居民而言，城调队曾有资料显示，文化程度并不高于川内的其他城市。她要我好好做这稿子，不要怕尖锐，就是要触动一下本城人沾沾自喜的神经。她的另一重身份是本市一名作家，虽接触不多（我入行仅一年），但凭着对她为人为文的良好印象，我一向尊重她的意见，当然我也知道，那些言辞激烈的语言，我是不会写到稿子里去的。按我的想法，因为席殊书屋是以人文类书籍为主的书店，那么这里的“读书”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等为主的“闲书”。稿子的立意在倡导市民读书，构建城市的文化内涵，那么仍是放在文化版。但主编却提出，要把稿子做大做深入一些，放在她的“焦点”新闻版。我默认了，请她给我提供了几个学者、专家的名单及其电话，准备下一阶段的采访。
我现在回想起来，主编对这个选题的重视，既有身为文化人对城市文化的关注，也有着某种“私心”。因为她当时还曾提出：你先从我们这样的所谓文化单位看看，有多少人在读书？而我自己最初的激动里也未尝没有“私心”。春节时，一个北方朋友来看我，在出租车上就感叹“城市不错嘛，挺象深圳。”吃过火锅后，当我们坐在河堤上喝茶，望着绵延几里的茶馆外的麻将长龙时，他脸上一直浮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笑容，这笑容一直保持到我们从那里离开。在我这个“本地人”看来，这笑容里除了不理解外多多少少有些轻蔑。我承认这笑容刺痛了我，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这种刺痛感传递给那些大白天在和煦的阳光下心安理得的打着麻将的年轻人。在决定做这稿子之时，我或多或少掺入了自我情绪，这会不会损害新闻的客观冷静？我仍在反省。
当日上午，我接到一些别的“热线新闻”类的任务，断断续续做到下午4、5点。告一段落后，我依照主编给我提供的名单打了若干个电话，其中只有某高校文学院院长的电话通了，我跟他谈了采访意图，并约了第二天下午的一个时间采访。其他人都没联系上。第二天，我继续就一些问题向席殊书店老板做了些采访，这一次要做得比较细致，比如常到店里读书的主要人群，他们读书的种类以及书店面对困境做了哪些努力和调整。回来后，我想起了我在书屋看到的本市另一个作者谢某《到红帆去读书》的文章，这人我不认识，但听人说起过，想到可以把他作为本地文化人的代表来采访，于是费了些周折打电话找到他，电话里，我就“本地人读书风气”、“为什么不爱读书”、“该怎样引领一种读书之风”等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下午，在约定的时间前，文学院院长打电话给我，由于时间关系，建议可否在电话里采访，由于那天刚好遇到暴雨，我也急于早些完成采访，于是在电话里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语速较快，用的术语比较多，影响了我的部分记录，但基本完成了采访。考虑到采访笔录需要整理，我没有急于下笔写稿子。到此时为止，基本可以确定的是，1。本地人读书风气的确不浓厚。2。造成的原因是：转型期整个大环境的浮躁；内陆城市的年轻人所感受到的竞争还不激烈，没有多大生存压力；这是一个休闲气息浓厚的城市，麻将在各个阶层的人中都有“市场”，年轻人往往沉溺其中。星期四上午，我隐隐觉得下笔还有些不妥。一是，本地人读书风气不浓是众所周知的，但大家不一定肯理性面对，公然来探讨“XX人不爱读书”，会不会犯众怒？另一个是，我是以席殊书屋的困境切入，基本还是把读书的概念放在人文社科书籍中的，虽然我们文中已经提及“实用型书籍同样同样卖的不好”，并由访谈人分析原因，但这会不会造成读者的反感：只有读文学艺术类书籍，才算读书吗？于是我又到新华书店，想了解一些关于近年来书店的售书情况，跟同级市的比较，人文类书籍与实用书的销售情况等。碰到的是该店的销售部主任，这位主任一边忙着指挥工人搬东西，一边敷衍着我，回答的是“我们仅次于成都”“读书风气很浓”“这个情况不清楚”之类语焉不详的话，我既怀疑她对业务的了解，更怀疑她把我当成了检查“先进文化”的领导。由此，我也终于知道了我们报纸每到节假日的那些《某某读书热》的稿子是如何诞生的了。回来后，我从跑文化口的同事处证实：新华书店卖的好的主要是教辅书，至于人文类书籍，席殊比它品位高都卖得不好，它能好到哪里去？我想还是再采访一下他们经理，从他那里获得专业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拖到中午都没实现。
下午，我以稿子再也不能拖了说服自己开始写稿，从“经典为何无法在XX流行”切入，以“还有哪些人在读书”、“不读书的N个理由”“学者谈XX人为什么不读书”最后落笔在“在市民中倡导读书风气，构建城市文化内涵”上去。稿子大概4千多字。虽然不算很满意，但已经基本实现了原来的想法。提交上去后开始算计，这个稿子断断续续花了我4天时间，大概只能完成我这月稿费任务的8分之一，如果我花这么多时间去做别的稿子，可完成2—3倍的任务，而且下笔轻松。大多数同事都明白这个道理。没想到，这篇稿子的“厄运”还在后头。其间，有值班副总、别的版面编辑曾看到我在写这稿子，都曾挑过毛病，《XX人，你为什么不读书》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文章太偏激，别从这个（人家特别强调了“这个”）书屋切入这个稿子，我微笑着把它们当耳边风，虽然明知这稿子兴许还有别的不妥的地方，但仍然觉得在我们这样的报纸里，象我这样做稿子，已算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了，别对我要求太高；再说有版面主任“撑腰”，我才懒得理。
第二天上午，稿子没出来，我估计是版面的问题，仍然没有怀疑是稿子的问题，直到值班老总找到我。他当时只说，没大问题，但标题要改，内容上多一些正面引导，并给了一个建议，市委宣传部最近到江苏一带考察了“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本城以后也会有所动作，去拿点相关材料续在文尾。我想，也是，何必在标题上激怒50万人民呢，弄不好说我的稿子“影响科技城形象”，那我也顶不住啊。于是又去了宣传部采访，阅览了考察报告内容，把报告中的建议加入文中后，改了个《打造书香城市》的名，再次提交。下午，版面主编看了稿子，又在隔壁大喊我名字，这次我有点心惊肉跳，稿子又出事了？！还真有问题，原来据说总编他老人家亲自看过稿子，除了值班老总上午转述的问题外，还在编前会上提出：不能提“XX人不爱读书”，难道我们这样的单位的人都不爱读书吗？不能把读书的概念只限在人文类书籍上，联系职称考试等谈英语电脑等书籍的热销，......总编的确一眼就看出了文章的“软肋”，这些问题多多少少是我写稿前就曾为之不安的，只是不能确定。然后，在主编向我交代这样写那样写时，我开始头大：这个选题已经不知不觉得从读书（读闲书）过渡到了学习型城市的构建，这与我当初的对整个稿子的设想看似相似，其实相去甚远，一是我的采访几乎要从头来，这篇稿子的成本已经被无限增加。二是我开始怀疑，是我原来的整个思维都出了错？偏激的？狭隘的？还是我根本不具备把握这样的选题的能力？
然而还没有完，下午，那个曾经看过我稿子的编辑取笑我，早知道你稿子要被枪毙，不听老人言。假如几易其稿让我深感疲惫的话，他后面的话则让我产生对放弃这稿子的念头。他说，你的稿子中到处都是问题，比如你以本城席殊书屋为切入，你就不知道书屋曾想以某种方式与本报合作，但没有成功。后来总编凡是看到有“席殊”这两个字就要打个问号，特别留心。比如，你文中提到的谢某，编前会上大家（？有多少？我没问）都说“谢某算什么东西”，本城文化圈里的人全都糟糕透顶......完了，写这稿子的由头被砍了，我满怀尊重的采访对象又是众人嘲笑的人......是沿着众人转述的总编的意思继续改造这稿子？还是干脆放弃？这个问题折磨我到现在，不得安生。这会，我倒没再去想我的8分之1的稿费了，沮丧完全覆盖了我。
2003.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