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接连看到李方、海光两篇关于时评的文章，各有观点，让人生出许多想法，不吐不快。
很多报纸都有时评版或时评栏目，我供职的报社还有专门的评论员作热点时评，根据每天版面上值得一提的稿子写评论。而记者自然是不会写评论的，他要做的就是采访，了解事情经过和背后发生的故事，然后将这些传达给读者。这似乎成了国内不成文的分工。不知道李方是不是希望取二者之长，出现记者评论员或评论员记者（中心词都在后面一个）？如果是，我想讲一次与报社评论员产生不同看法的亲身经历，希望能对大家看待这一问题有所帮助。
6月底我到成都做了一次采访，就是曾轰动一时的“饿女事件”。报道见报时同事潘多拉配了一篇时评，当时我看了感觉不是很好，至今脑子里还记得上面的一句话：“如果她（那位吸毒母亲）原先工作的单位、她居住的社区、她的亲戚和邻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给她一些关心和帮助，那么，她的状况应该能够得到一些改善……”我觉得这与报道想表达的东西并不一致（也许是那篇稿子做得不好，潘兄莫怪），于是回北京后就去找潘多拉。
当时我觉得这篇时评亏就亏在对事实的了解不多，仍在以惯性思维对事情下判断上。我问了潘多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俩的关系很好，但如果哪天我染上毒瘾，天天找你借钱又不还，你会怎么办？还会不会搭理我？”潘多拉迟疑了一会儿，就是这份迟疑已经给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答案。“你当然会躲着我，就像那些街坊会躲着那位吸毒母亲一样，但是你并不能说，这些街坊、社区和她的工作单位在‘饿女’这件事上有什么必然的责任！”潘多拉说他想表达的是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吸毒这一社会问题中应发挥作用，但这个论点已然偏了，虽然扣住了见报当天“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却落到了事实之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差？这跟评论员与采访事实距离太远有直接关系。别的报社我不了解，在我们报纸的热点时评栏目，像潘多拉这样的资深评论员，更多是依靠记者的稿子写评论，基于记者对采访事实的叙述再做或高屋建瓴或入木三分的评析。这不是不好，报社需要通过时评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通过这种声音在读者中建立一种形象，这没什么不对。但是我想，如果潘多拉能够像我这个普通记者一样，自己去接触、采访某一事件中的各方当事人，这样出来的评论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深刻。
但是像李方所期冀的国外那种资深记者与出色时评家的结合，我认为至少在目前的国内媒体中还是很难实现的。现实中经常是记者只管采访，然后写出公正、客观（至少是貌似）的报道，公正、客观的代价是什么？是记者不能通过稿件表达他作为事情的目击者或者追访者最直接的感受——这一点我比较赞成，记者的观点还是不应该影响读者对事件本身的了解的，至少在采访事实部分不应该加进去——而评论员就只管评论，东西（记者的稿子、别的报道）都堆在那儿了，你怎么往高里建或是往深里挖都看你个人的想法和本事。事实是，这种评论与采访的剥离在国内媒体非常普遍，反正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潘多拉呆在北京；潘多拉动笔的时候，没见过当事人。
这种剥离与国内媒体和时评的发展现状有直接关系，起码成本就是个问题：比如我们报社是绝对不会在派我到成都采访的同时，又把潘多拉送到同一个目的地；另外国外资深记者与著名评论家这两个身份经常是同时存在的，白发记者更让人信赖，白发评论更令人深省；而国内却不是这样，外面采访的都是我这样的愣头青，等到了一定年龄，积累了一定经验，就不想跑采访了，就开始玩评论了。在国内你见过评论员满大街跑采访的么？至少在我们报社没有，一线很少见到30——40岁的骨干记者，但不缺坐办公室的青年评论家。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依靠记者稿子做文章的评论员提供更多“新的信息量”，无疑力所不逮的。
那么做个评论员记者怎么样？我自己一直试这朝这个方向努力，这种努力始于给报社采写深度报道时写的“采访手记”，这类似于记者的评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让我觉得无力。首先就是作为记者的我会被热点事件的诸多事实所包围，当花几天的功夫围着一件事深挖猛挖做一篇深度报道后，想跳出来写一篇评论，哪怕是300字都很困难，因为满脑子都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实——这当然与我的阅历和功力有关，怪不得别人；其次就是记者作为事件的目击或是追访者，他的观点经常会受到采访的影响，就像我前面说的，把采访事实部分无法写出来的感受放在评论部分，这样的评论是否公正又能否被读者完全接受？因为就像潘多拉回答那个问题时的迟疑一样，多半时候评论都是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才显得格外“公正”和“客观”，读者能接受事外之评，也会同样迟疑与事内之责。
在这个问题上，评论员记者的无力与记者评论员的不逮都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拿国外评论标准要求现在的国内时评界还是比较“超前”：美国评论界的发展与美国现代报业几乎同时起步，而中国的“群言一声”的状况在最近20多年才渐渐得以改变，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想让国内时评界不记成本地当“专家型”评论员在现阶段还是不大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占国内时评界大部分（未必是最出色部分）的人，工作与媒体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中有深谙关窍的机关干部，有想法独到的文人教师，还有充满道德批判意识的老朽及愤青，他们更不可能像记者那样探究事情的深处，但是他们对时评的热衷，实际上也体现了评论“群言”的特点，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未必每个人像李方那样有想法，而海光说的多元，其实也就在这一点，有人要看高深的评论，也有人想听市井的揶揄；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正正负负，才是对事情更全面的了解。
不过李方的要求也不过分，人的需求经常超越现实，而这经常成为发展的动力之一，各种时评都有了,高的低的深的浅的,有什么不好?海光说的多元，其实也就在这一点。
2003年8月19日
附一：李方的文章
写好时政评论真的很不容易
今天看了将近三百封来稿，也答复了很多。其中有几封信的答复完全一样，寄往曹林、殷国安等先生处。他们所写都是时政评论，针对某一政策，或者是官场改革题材。我回信告诉他们，来文不拟采用。我的理由是，时政评论其实是门槛很高的一种评论文体，你必须比一般公众知道得多，比如你能透露些内幕消息，或者你就此对相关人士进行过专题采访；否则，如果你跟读者知道的完全一样多，你的评论实际上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而我遇到的多数情况是，作者只是根据已经见报的新闻进行评论；甚至，仅仅根据一篇文章或者消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无法占有更多的信息时，你也就很难产生比一般读者高明的观点。这个判断的根据是，当今读者每天阅读大量信息，人们对于同一件事的判断，大致不会产生太大偏差，特别是那些指向性很明确的事件。你完全不必说那些大家都可能想到的话。
美国报业的新闻评论很发达，特别是时政评论，甚至形成一个行业。因此，也形成了很多的行业规范和规矩。就拿时政评论来说，一般认为，你必须提供“附加值”，也就是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无法提供“附加值”，则评论文章一般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堆砌华丽辞藻，被认为和干巴巴讲大道理同属一个档次，连续来上两三篇，估计就该换人了。
所谓“附加值”，一般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是与高层或者业内人士的紧密接触，也就是说，你得进那个圈子。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一般有两种人。第一种是资深记者，他们在长期的新闻采访生涯中，建立起广泛的人脉关系，并且非常注意维持这种通道的畅通，以至于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抓起电话：赖斯女士吗（对不起，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否则应该直呼其名或者昵称，总之你们必须达到这种关系。称赖斯女士的，一看就是新警察），你对萨达姆昨天发表公开信这件事怎么看？第二种人则是政界退役人士，比如前总统的演讲撰稿人。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撰写时政评论相当于发挥余热，当然这也是个报酬优厚的职业。
“昨天的酒会上，鲍威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瞧瞧，这是什么成色，你能不读下去吗？
当然，并不是所有时政评论员都有这个谱儿，于是就有了第二条路：关上你的电脑，到大街上听听民众怎么说。许多评论员诚实地说：我首先是个记者。
不论“附加值”来自高层，还是哪怕来自底层，总之，你必须提供给读者正规报道以外的某些信息。时政评论写作，本质上讲拼的还是独家信息。
“昨天的酒会上，锦涛同志走过来坐在我身旁……”这种事情，在中国能够发生吗（至少能够经常发生吗）？因此，中国还缺乏时政评论的土壤，至少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接触过的人里边，拥有人脉而能够真正胜任时政评论的，大概也就马立诚等寥寥数人。其实他们也就在酒桌上“吹吹风”而已，哪个敢当真拿到报纸上去找死。另外一些心里有点谱的人，则往往走上了策论家的路子，不以大众读者为服务对象，给人的感觉难免是装神弄鬼，进而败坏了他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实际上，如果大气候允许，他们何至于只在酒桌上过过嘴瘾，或者只给某一个领导人写信。尽最大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我想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个愿望甚至可能比赚钱还要强烈）。但是，在目前国内这是不可能的。
时政评论的理想境界，应该是“言出必中”，就像李普曼那样。但是我们现在写时政评论的时评家，能不脱靶也就谢天谢地了。不脱靶的诀窍，就是说那些不着边际的大话，讲那些尽人皆知的大道理。可是，如果你无法提供“附加值”，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低水平的启蒙已经结束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附加值”，那就是基于某种专业知识的合理的逻辑推理。比如说，由于太懂原子弹了，所以爱因斯坦可以发表非常犀利的政治评论。更常见的例子来自经济学家，他们未必知道更多的内幕，但他们可以根据经济学理论（往往就是人性论，比如“理性人”假设）做出八九不离十的判断。由于这个缘故，难免会出现一些酸溜溜的说法：现在是经济学家通吃的年代。
在这方面，曹林先生表现出比较好的潜质。所以我曾说：将来，也许我等皆当避此人一头地。然而遗憾的是，最近曹林先生似乎放弃了这个长项，完全搅和到经验主义的泥潭里去了。我曾经给他写信：玩经验主义，这辈子你玩得过鄢烈山、刘洪波吗？
其实我也是经验主义的路数，但我知道我的局限所在。华语写手里边，大概马悲鸣是把经验主义玩到头了，那又如何？读他的文章，有时候真替他着急，总觉得有一口气没喘上来。
如果高层人脉和理论修养两者都不具备，想写时政评论倒也并非死路一条。请你暂时关上电脑，到大街上跟与这个政策相关的人聊聊天。你同样可以提供一些读者希望知道的东西，并且以此创出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实在不行，我可以教你一个最偷懒的办法：编一个人物，然后你跟他对话。但是，留神穿帮，如果你不是已经活成人精的那种人的话。
有一个作者，一上午给我传了五篇稿子。我回信给他：你以为像你这么勤奋就能写出来吗？撞大运也没这么撞的。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不是吗，不如退而结网。
我收到的评论稿件里边，很少有提供现场信息的。只有一次，作者专门采访了几十个医学院学生，并作了统计说明。可惜那是一篇谈论安乐死的，与时政评论无关。
今年两会期间，我奉命为报社撰写评论，写得非常吃力。原因无他，就在于我并不比一般读者占有更多的信息，无法提供“附加值”。同时我注意到，新华社甚至中新社记者的两会评论写得非常好，至少比我强得多。按说，他们是搞新闻报道的，评论功底无法与我相比，为什么他们比我写得好？此无他，盖因他们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高层信息，掌握一些内部动向，尽管无法明说，但腹内自有底气，那行文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因此，未来比较可能成功的时政评论员，我想应该从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记者中间去找。普通的时评写手，根本无法与他们竞争。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时政专栏作家，大都从资深记者中产生；普通没有新闻从业经验的作者，几乎不可能跨越时政评论的门槛。
所以我说，时政评论的门槛其实是相当高的。现在之所以看上去谁都能插进来说两句，盖因信息不透明，那些闷着的事情，便是知情者也不敢说出来。于是，才有了一般作者的空间。
当然，我不是反对作者们对时事发表意见和看法（那是你们的权利，也是我作为言论编辑的工作责任），我只是讲，写好时政评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想比大多数人做得好、而不总是老生常谈的话。
附二：信海光的文章
和李方抬杠：谁需要什么样的时政评论？
老李的这篇文章（写好时政评论真的很不容易）在这个媒体时评界大跃进的时刻具有非常的意义，照我的理解，李方并不是反对时评作者的风起云涌，而是对现下的时评作者（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因为显然老李自己也晕乎过不少他所批评的经验主义的时评）提出了更上一层楼的建设性的建议。
照我的理解，当下的时评界值得肯定之一处为，即使附加值较低，但终究是广开了民意参与舆论的窗口，传达了人性化、民主化的思维，在当前的舆论解放初级阶段，人民思维仍旧较为僵化的时代，具有非常的意义。但是，李方的担忧和建议也是时评作者们所不得不考虑的：当老百姓都被时评教育或者说熏陶的不那么傻了，也就比大众高明那么一点点的时评家们，还能拿什么献给群众？李方的建议尤其值得那些写时评已经形成套路、高产的时评家们深思。也尤其值得各地的时评版编辑参考。
但下面是我想说的。
老李似乎忘了一点，有人若问：如果一个作者没有独到的社会资源与专业知识背景就不能写时评了？
非也，冷静下来考虑，李方的分析的暇疵之处是，他把时评这一个大领域的文章给同质化了，也就是说，他按最高的要求（也或许是中国青年报他那个时评版的要求）要求了所有的时评。
而实际上，正象媒体有高、低、中端的不同一样，时评也应该进入一个细分的时代，《财经》可以有时评、南方周末可以有、南方都市报也可以有，其中关键是，起各自的时评论读者是谁，这决定了时评写作的方法、起点及质量。
正比如，一件的政策的推出，对于专业领域的人来说，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显然，针对他们的评论，要有独到的资源；对于并无先入知识背景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则是简单层面的点拨，针对他们，又是一种时评，而这两种时评，显然是不能面向同一群读者的，而其附加值（比如具体道稿费上来说）自然也大不一样。
也就是说，在知识背景及资源一定的前提下，时评作者要根据自己的特长自觉归类，到底自己是个万金油时评家、定向时评家或者网络时评写手或者别的什么，自己在心里要想清楚，投稿要有针对。
对于时评编辑来说，自然更要想清楚，至少要想得跟报纸那么清晰才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时评。
时评家也要分个三六九等、这话听其来很不受用，但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如何，时评是新闻类作品的一种，一要速度、二要文笔、三要见识、四要对信息的独家占有，这三个要素，决定着你是哪一种时评家。在李方眼里，显然只有最后也是最高级的两种时评家，但事实是，目前、甚至将来前两种时评论家也不会消失。
但最关键的是，市场（媒体时评论版面）要认清自身的定位及所需，李方之所以说时评论家难做，是因为在目前的市场上，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好坏难分，产量高低、速度快慢、甚至文笔美丑决定着以个时评作者的价值。
显然，在媒体的进以步发展过程中，这种价值标准必须得到改变！
批评精神是时评的应有之意，这也为时代、媒体、读者所期盼和欢迎，任何批评我们都应该欢迎－－－自然，任何时评对于媒体来说，都是欢迎的，但经过媒体时评初期的跃进之后，我们必须区分时评的不同价值，自然，也要区分所谓时评家们的不同价值。
这跟时评家无关，他们依旧可以艰苦的、或者轻松的、程序性的、或者创造性的写他们的时评，这跟时评的难易程度无关，因为难易程度永远与个认能力相关（这里跟李方抬一杠，如果把时评定为不变量的化，时评很难，但如果把时评家定为不变量的话，时评其实很容易），这只跟媒体有关，一个热衷于时评的，进步中的媒体，必须决定他们需要哪一类时评、哪一类时评家。
最后的话是，热爱时评创作的青年或者中年们，依旧可以维持你们高强度的时评创作，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没有人可以阻止你们（至多不投稿给李方就行了），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们已经弄明白时评也是个商品的话，必须也要明白，原来被时评大潮弄晕晕乎乎的时评编辑（比如李方们），已经开始醒过劲来了。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把稿件投给与稿件质量一致的媒体或者媒体版面，做到适销对路。
多一句话是，别被李方的高要求吓怕了，该投的稿件还是要投，李方的要求未必就等同于他所在的媒体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