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算是《六问希望工程改革》的又一篇手记。上一篇说的是经过，这一篇说的是割舍。
《六问》一文见报后，我和GEE固然高兴，但基本上都是因为偶尔突破了一下平常以为不可逾越的“禁令”而已。不过至今我仍在为那被删除的部分感到惋惜，今天想说的就是关于那5000字之外的3500字的故事。
那天在中国青基会采访时，我得到一本书，很薄，200页不到，封面也平淡，却有一个很惹眼的名字：《捐款是怎样花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报告》。“捐款是怎样花的？”这不就是方进玉前后两篇文章中问了无数次的问题？给我这本书的人说的话也颇有意味“很多人都没看过这本书，如果看过，很多问题其实是不会闹那么大的。”
这本评估报告是由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希望工程效益平谷课题组做的。这个研究中心是国家科技部直属的综合性软科学研究机构，主要的研究方向大体都是发展战略、政策、体制这样的宏观内容，是联合国技术平谷机构惟一的中国会员。针对希望工程的评估从1997年就开始了，持续到1999年，前后两年多的时间。
那天采访结束后，我花了2个小时把这本书读完，心里的感觉可以用震惊来形容，打电话问给我这本书的人：“这里面的东西我可以用吗？”对方说：“可以。”我追了一句：“负面的呢！”对方仍说：“可以。”
书里有、我文章中也写了、但是没有发表出来的内容有：
（1）有多少受助生没有足额和按时收到捐款。
在“受助生的助学金是否能够足额和及时拨付”这一评估单元中，评估者写道： 1997年的评估显示，有13。1%的受助生反映他们的助学金不能每学期都足额拨付。从1999年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调查结果看，回答助学金没有足额拨付的受助生比例虽然已有大幅下降，但仍有5。4%（附表一）。
表一：助学金是否每学期都足额拨付（%）
1997年（样本：3647） 1999年（样本：1564）
是 86．9 94．6
不是 13．1 5．4
在1999年调查的受助生中，有2。5%的学生说他们的助学金被克扣过。在反映助学金被克扣过的受助生中，23。1%说是县级希望工程机构干的，12。8%说是乡里扣的，15。4%说是学校扣的，41%回答不知道谁在克扣，其他占7。7%。
评估人员的话说的很委婉：“贫困地区的希望办基层组织对待希望工程的态度十分认真，违法乱纪情况并不多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地方组织挪用、截留或者擅自把一个孩子的助学金平分给两个孩子等违纪行为也是存在的。”
另外1997年和1999年两次调查都显示，助学金有不能每学期及时到校的现象（附表二）。
表二：助学金是否每学期都及时到位（%）
1997年（样本：3640） 1999年（样本：1570）
是 80.0 84.3
不是 20.0 15.7
关于助学金不能及时到位的问题，评估者仍是非常委婉地指出，原因“可能”是希望工程助学金拨付环节太多，影响了助学金及时到位。
（2）有多少青基会基层工作人员反对“工作重点转移”。
在评估报告中，有关希望工程“战略转移”的调查显示：越是贫困的地方，反对希望工程"战略转移"的声音越大，尤其是那些国家级贫困县、民族县以及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较低的县的希望办，反对较为强烈（附表三、表四、表五）。
表三：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同的县对希望工程战略转移的意见（%）
700元及以下（9） 700-1500元（31） 1500元以上（256）
同意 44.4 64.5 73.4
不同意 55.6 22.6 19.5
说不清楚 0 12.9 7.0
表四：国家级贫困县和非国家级贫困县希望办对战略转移的意见（%）
国家级贫困县（128） 非国家级贫困县（172）
同意 65.6 76.2
不同意 24.2 18.0
说不清楚 10.2 5.8
表五：民族县和汉族县希望办对希望工程战略转移的意见（%）
民族县（44） 汉族县（248）
同意 56.8 73.8
不同意 29.5 19.8
说不清楚 13.6 6.4
从表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越是贫困的地方越反对希望工程的战略转移。需要指出的是，这还是在青基会基层系统的调查，如果放在外界进行，反对的数字肯定会多得多。
说老实话，对于“1+1”助学行动被终止，很多老百姓都十分不解。我的稿子见报后，不断有人跟我说：“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方进玉在后来的十万言书中曾说，这是徐永光为了让希望工程“见好就收”，是怕那些贪污啊、挪用啊之类的事情败露采取的一种策略。这次终于听到中国青基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尽管有的读者觉得这个回答有些牵强。
在这本评估报告中有、我的稿子中没有、但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内容还有：
（3）有多少捐助者对希望工程“不满意”。
评估报告说，对于希望工程工作机构的效率和管理情况，大多数捐赠者表示满意。希望工程满足捐赠者要求的整体情况较好。但是仍然有9.1%的集体捐赠者和8.9%的个人捐赠者认为希望工程工作机构对他们捐赠意愿的满足情况“不好”。0.6%的集体捐赠者和0.3%的个人捐赠者说他们的捐款存在没有落实到指定孩子，而是临时调剂给了别的贫困儿童等情况，需要希望工程实施机构予以高度重视。
（4）有多少捐助者和受助生没有联系。
社会各界大量参与希望工程是在1992年以后，并在1994年达到高峰。这应该归功于希望工程的两项制度创新，一是1992年推出的“一对一”和1994年推出的“1（家）+1”结队助学的方式。当时让捐助者和受助生保持通信往来是这两个活动比较吸引人的特点。
对此，评估报告中说，个人捐赠者中77.9%的人接到过孩子的来信，71.5%给他们回过信。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捐赠者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捐赠者和受助生之间的联系不畅方面。《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规定：受助儿童复学后，每学期都要给捐赠人复信，汇报学习成绩。但是受助生受条件所限一般只在接到第一笔助学金后写一次信，而资助活动一般持续若干年，捐赠者希望了解孩子受助后的学习、生活情况，但是由于复信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捐赠者"知道"情况的比例只有50%左右，这是导致不满的主要原因。
其中46.7%的人说不知道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57%的捐赠者不知道孩子的学习态度如何，57.3%的捐赠者不了解孩子家庭的贫困状况。虽然对受助生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助生按时完成了小学学业，70%以上的孩子上了中学，但是对于捐赠者来说，50.1%的人说他们救助的孩子"应该"已经小学毕业了，其中又有76.2%的人和已经完成资助的孩子失去了联系，77.2%的人不知道孩子是否已经按时毕业，77.8%的人不知道毕业的孩子是否上了中学。
……
最终有关这些内容都没有发出来，一是版面有限，二是中国青基会不愿意再节外生枝。我们考虑到最重要的是那"六问"，所以只有忍痛割爱。
但是它绝对是国内第一次对希望工程实施情况进行的详细调查，而且调查结果并没有成为政府意志和喉舌效应的附庸之声，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方进玉讲的一些问题，其实在这本书上也有涉及，但是之前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它呢？补充一点，这份评估报告1999年10月即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
这两天的BBS上有关《六问》的争论很多，其中比较有趣的是说我“自欺欺人”。那人也是个记者，方进玉的坚定支持派，他说我写这篇稿子不过是“愚弄自己”，说希望工程是什么样他看了方文后早就清楚了，我写的“不是新闻”。我在网上回的帖子说：如果正确只属于拥有话语权的一方，那么这已经失去了新闻的公正；我写《六问》在乎的是许多以前从未向公众披露的细节和数字。
方进玉是勇敢的，但是他也未必是绝对正确的。我非常不认同的是他对许多细节的推测式陈述，这样看起来很过瘾，但是缺乏事实和依据。如果他写的东西，是这份评估报告一样的形式，那么什么话都不用说了，该逮捕的逮捕，该撤职的撤职。不过就算这样，能把希望工程和徐永光个人等同起来吗？就算徐永光真的触犯了法律，希望工程救助无数失学儿童总是事实吧，难道这也是违法的？
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早些看到这份评估报告，刚刚那几条中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但是它被忽略掉了。
给我书的那人说：“很多人都没看过这本书，如果看过，很多问题其实是不会闹那么大的。”再看看，忽然觉得这话未必是对读者说的。
2003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