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时间写过一篇博叫《让拒绝你的人说话》，算是对采访的一些感想；其实对一个记者来说，采访技巧是可以慢慢积累的，但是有的东西是天生的，比如EQ，亲和力，以及愿意理解对方的心——最后一点最重要，因为它看上去实在太应该，太顺理成章了，所以很容易被我们忘掉。

　　初做记者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觉悟。那时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就像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那样简单清晰明了。而且那两年我也没有碰到太艰深的题目，有的其实已经显露出了两面性，但因为当时经验肤浅，仍把它们当普通的题目，蹦蹦跳跳地采采发了。

　　其中之一就是有关中国青基会的一系列报道。在1998年以前，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在国内公众中的声誉，可以用“白玉无瑕”来形容；后来香港“壹周刊”捅出“捐款未落实”的报道，大陆方面从公众感情上来说根本无法接受；中国青基会便去香港打了一场官司，胜诉。当时谁也没想到，后来会出这么多故事。

　　2000年，我开始把中国青基会当成了“口”来跑，结果在习以为常的捐赠、助学之外，居然也接二连三地碰上了引人注目的有趣新闻。先是2000年7月“巩俐阿姨广告事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先是一窝蜂地质疑巩俐是否给希望小学捐了款，我去青基会采访，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数据，全国31个省级分支机构已经查明，都没有接到巩俐或她委托的捐赠。我当拣了宝贝，因为是独家，回来就给发了，第二天网络转的满世界都是，还挺美。

　　第三天忽然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巩俐方面捐赠是给了黑龙江下面一个县。连忙跟青基会联系，他们说马上就组成一个调查组去黑龙江，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我连忙答应了，当时脸还嫩，“31个分支机构回应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死活没出口。

　　后来我去了黑龙江，看到了很多证据，表明巩俐的确捐赠了一批东西给这里的一个小学，也的确有小学生给她写过信，尽管当地在处理事情时有不当行为，比如让一个孩子冒名顶替说自己就是写信的人，不让我们看帐单等等，但在核心事实上仍然是清楚的；最后调查组的结论是“希望小学被当成了广告道具”——我觉得这个判断还算比较中性，毕竟在中国公众对公益事业与商业广告扯上关系还不习惯，但是这样一来，我之前发的那条独家，实际上就是一则“假新闻”。 真的，这是一条“假新闻”，只是谁都没追究而已——时隔几年再次想起这曾让全国很多媒体趋之若骛的新闻，问题显而易见：这是一条质疑性报道，但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巩俐这一方的说法，其实质疑者只是提出了一个“巩俐是否有过捐赠”的问题，然后就将读者的注意自然引导到商业利益上；事实证明青基会至少在“巩俐没有捐赠”这点上摆了乌龙，所以最后出现它和商家闪电言欢的情景，虽然意外，但仔细想想也是就坡下驴之举。 最尴尬的还是媒体，因为它提出的质疑，是一个单方面、缺乏正反验证的伪命题；到了后来因为被质疑方的不回应，媒体就从质疑变成了批评，质疑的东西被当成了事实，而且没有被批评方的声音，这些都是造成“假新闻”或者“伪质疑”的原因。

　　不过当时我并没参透这个道理，所以事实给了我第二个教训

　　2002年，我已经在国内新闻部做了一年多的编辑。那一年夏天，中国青年报捅出了一则“爆炸新闻”——山东一所民办高校花100万请来了哈佛博士当校长，可是那人的博士身份是假的——这消息一见报立即被转载，还有报纸跑到山东去追踪，追踪报道上看这人简直就是骗子加傻子，然后大家又转载，几天里这事情就越闹越大，甚至带起了学历打假、海龟打假的风潮，俨然成了那段时间最红的新闻。

　　现在想起来，中国青年报上最早登的那篇整版报道读着那叫一个有快感，对那个校长哈佛博士身份的质疑不仅来自外人的猜测，还有与哈佛方面和校长本人的接触，哈佛校友会说没有这个学生，而这个校长又不拿学历证明给他们看，不仅记者没看到，连那花了100万的学校都没看过他的证明；过了几天中青报又登了第二篇在美国调查的文字，结论仍是无法确定那博士是真的……当这些质疑如排比的浪潮扑来的时候，由不得人不信，这人就是骗子。

　　反正我是信了。中青报第一篇质疑的文章转没转我记不得了，反正第二篇我是转载了的。结果第二天就听同事说，新闻专题部的同事郑直打电话来让我们千万别再转质疑哈佛博士的文章了。当时我听了很惊讶：“为什么？”同事回答：“可能郑直调查出那博士是真的吧。”这个回答让我将信将疑，中青报的文章会有假？那博士会是真的？这怎么可能！ 很快，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两天后“郑直报道”版上发了她那篇《证明哈佛博士》，拿出了最确凿的证据，包括博士哈佛同学、老师的亲笔信，证明那个博士是真的；从郑直的采访看，这人很倔，倔到连郑直这样想证明他清白的人都看不到他的学历证，他的逻辑是既然是真的就没必要去证明？！这样离奇的人，碰上惯于以常理度之的媒体，可不就越来越可疑了么？

　　这篇文章一登出来，喧嚣了1周多的爆炸新闻，偃旗息鼓。后来中国青年报重罚了那几个记者，因为他们做了一篇轰轰烈烈的假新闻。

　　郑直文章出来后，再次把它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对比，我很快发现了问题：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采访了很多方面，包括哈佛的人，其中不少人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或者“我无法确定这是真的”，这些都被记者当成了否认博士学历真实性的凭证——学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这种表达其实是一种莫柃两可的回答，我无法确定这是真的，它还有层涵义是，我也无法确定这是假的；还有，我不知道这个人，也并不是说这个人就不存在，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这些具体而微的东西，不过是那篇报道中的细节而已，但是当这些细节被放置在一个“这是个假哈佛”的前提下时，就会把它另一面的涵义无限放大，使得公众越来越相信“质疑的就是事实”，可实际上，质疑等同于怀疑，怀疑有可能对，有可能错，但在中青报那篇报道中，错的一面已经被刻意缩小了。

　　还有，不给被质疑的人解释说话的机会，这当然与那倔强的博士自己性格有关，但是作为记者，他是不可能一点有利于博士的证据都发现不了的——这只是我的怀疑，后来问过中青报的朋友，果然知道其实他们还是找到不少对博士有利的东西，但是在坚信“假博士”的前提下，他们在处理稿件时进行了取舍和弱化——这样的稿件，对读者来说的确很过瘾，但是却缺乏平衡，被质疑、被批评的那一方等于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再碰上一个性格特殊得千载难逢的博士，得，史上最搞笑的打假报道就此歇菜！

　　那篇报道让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郑直和她的文字，也第一次琢磨起监督报道中的正负平衡问题，不过当时我连她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后来报社改革，我们成了一个部门的同事，在工作上得到她很多帮助，也算是在成长。几个月后，我用一篇引起轰动的好稿，证明了这种平衡的力量。

　　　　　　　　　　　2005年11月7－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