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采访“平舆杀人案”后，我曾写过两篇手记，《平舆的叹息》记录了采访时的一些感受，《“平舆杀人案”判后之惑》则是我眼中这件案子的疑点。直觉一直告诉我，肯定还会有第三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一定会有。
　
　　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就在案子报道出来5个月、凶手黄勇被枪决4个月之后的2004年4月。

　　　　　　　　　　　　　一

　　先是2004年3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末，忽然接到平舆遇害学生王亮家长王留超的电话。他也是去年11月最早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他在电话里说：“要到清明了，我们今天想去祭奠一下孩子，结果在黄勇家又挖出很多骨头，还发现了两把菜刀，上面还有血迹和毛发。”

　　我呆了一下，有点难以置信：“挖出了骨头？”那边说是。我问留了照片没有，他说我们专门跑到旁边的市场去，买了相机和胶卷，照片马上就能冲出来。我又问你们报案了没有。他说没有，“我们不相信当地的警察，你们能不能来报道这事？”

　　“你们不报案不成，这事情那么大，必须报案。”我跟家长说完，又把电话打给部门负责人杨，告诉她家长们的发现。她吃了一惊：“天啊，如果是真的，事情就大了！”我说这些家长是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们。杨说事情太重，能不能报得让大脑袋来决定。

　　第二天家长又电话过来，说已经去报案了，找的是县分管副书记。那书记听了也很惊讶，答应让警方派人再去现场勘查，说再去的时候叫家长一起去。

　　杨找了大脑袋，他在惊讶之余，自然考虑到了做这篇报道的风险，毕竟这是去年公安部督办的十大案件之一，影响那么大，如果事情是真的，有关部门在诚信及办事能力上的问题就会暴露无疑。考虑了两天，无果。

　　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又接到家长一个电话，说当地警察一直没来找他们，也没去现场。他们没办法，只能把26号挖到的尸骨和菜刀自己收了起来。仍是那一句：“你们能不能来？”

　　这时大脑袋出差了，我们又去找二脑袋商量。二脑袋说这题单独做风险太大，建议说能不能找中央级媒体合作。这倒也是个办法，但是新华社我是绝对不会找的（上次我反映他们有记者涉嫌采访此案时受贿的事情，后来还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后续，下文再叙），有可能合作的只有央视和中国青年报。

　　3月29日，我先和焦点访谈栏目一位主编取得联系。把事情说了，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会吧，这案子影响这么大，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说家长那边还有现场照片，而且这个案子当初疑点本来就多。主编说这事情太重，我马上请示领导。随即我又跟中国青年报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他们表示对案子很感兴趣，会派记者跟我联系。

　　接下来的3月31日到4月3日，我去重庆采访“寻找艾滋卖淫女”事件。其间又接到家长电话，说他们又去找县警方询问勘查现场的事情，但是对方没有回应，家长们都是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只能一再给我打电话，我则一直在等焦点访谈和中青最后的答复。

　　4月8日，焦点访谈记者阿魏、中国青年报记者阿刘都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约定次日见面商量合作的具体细节。4月9日，央视、中青、北青三家见了面，此时距离家长第一次挖出尸骨已经是整整两个星期了。商量出一堆采访中需要注意的东西，比如如何确定尸骨是或不是孩子的，比如了解警方的破案过程等等，甚至还商量4月13号晚上一起出发、同时发稿等。

　　没想到到了晚上，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央视那边领导觉得这事情还是太重，“播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改变了主意。这样就只有中青那边了，阿刘一直说没问题，13号晚上一定能出发。

　　因为家长手中骸骨需要做鉴定，想委托给一家独立的鉴定机构。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之所以找它，是因为这个中心是为数不多的独立于公检法系统之外、并取得了司法部鉴定资格的社会鉴定机构。在跟司法部核实过它的资质后，我跟这个中心的主任邓亚军博士联系上。她提出跟我们一起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那些骨头是在现场找到的。我请示了二脑袋和杨，他们说行。事实证明，以前在西安公安局做过多年法医的邓博士经验丰富，认真干练，在后来的采访调查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采访成功之于她，功不可没。

　　4月12日，我准备买去河南的车票时，阿刘却又告诉我，他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多半不能在13号出发，让我们先去，他14号一定赶到——从3月26日家长通知我我又通知其他同行算起，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时间过去了，大半都是花在等待上。家长在等，我也在等；家长很无奈，我也很无奈；家长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渺小，我则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有限。接到阿刘的这个电话后我已经不想再等了，请示了杨后决定13日晚上照常出发。


　　　　　　　　　　　　二

　　13日晚我跟邓博士上了南下的列车，14日早上7点到达驻马店，9点40左右到达平舆。家长们都已等在那里。有的家长已经见了很多次，这次一见，40岁的人就已经白发苍苍。

　　当天上午我们就坐车前往黄勇的家里。那30公里的土路极其颠簸，一起一落中家长告诉我，这两个多星期来，当地警方对他们的报案仍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3月26日的发现使家长对案件的死亡数字产生怀疑，他们又自发地把有关部门公布的17人死亡名单的家属都找齐了，又找到2位不在死亡名单上的失踪学生家长。多次申诉，多次无果。

　　快到中午时我们才赶到黄勇家。几个月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一次，当时被严格警戒的小院，如今已经无人居住，破败荒芜；院里十几棵白杨树，都先后被家长们剥了皮，又腰斩砍倒在地，以示仇恨。

　　拍了几张照片后，家长们又开始在现场挖，开始什么都没找到，就改到一号尸坑处挖，结果刚挖了十多分钟，就不断发现骨头，多是脊椎骨。挖到一米处，铁锹下碰到异物。拨开浮土后，尸块显露出来——尽管有备而来，但是这个场景我还是没有想到的，这样就把以前的怀疑变成了现实；家长们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情况，有的当场就差点昏倒，还有的跑到一边呕吐。

　　邓博士查看了一下后说：“这是一具完整尸体，按照法定程序，我们得报案。”家长们便开始给驻马店和平舆警方打电话。我给阿刘发短信：“真的发现尸体了，你在哪儿，快到了吗？”那边回复：“在路上。”又给阿魏发了条短信，他马上回：“用录象机拍了影像资料没？”——这一说提醒我了，马上用数码相机拍了三段总长5分钟左右的DV，虽然没有摄象机那么清晰，但是作为佐证足够用了。

　　案子是下午1点48分左右报的，半个小时后当地警察先来了。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么！”为了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跟邓博士在大批警察到来前，带着照片和DV返回了县城。

　　到了晚上6点多，还不见阿刘到。给他电话，无人接听。我心想，不会是临时变卦了吧。出门前曾把这种忐忑跟一同事说，她说要是单纯做新闻呢，谁碰到这事情都会一追到底，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碰到的，对记者来说它是种诱惑。我拿诱惑说安慰自己，毕竟当初是因为有中央级媒体合作的理由才让领导放行的，万一……

　　晚上7点，我跟邓博士出去吃饭。从早上7点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却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后来终于接到阿刘的短信：“领导让我把手头两篇调查稿完成了才能走。”这下更没有吃饭的胃口了。我问：“那你是推迟来呢，还是不来了？”发了两次，那边再无声息。

　　我只得把新发现尸体和中青不来两件事情都告诉给杨，杨沉吟了一下说，当初觉得这稿子可能做不出来，是因为家长只是怀疑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毕竟碎骨头有可能是去年清理现场时遗漏的，但是现在发现了尸体就不一样了，足以对那17个人的死亡数据提出质疑。她决定立即去找刚回来的大脑袋商量能不能发稿。

　　等待的感觉很漫长。

　　15日中午，再次找孩子家长。刚坐了十分钟，现场就打来电话说，又发现一具尸体，是在3月26日发现菜刀的3号尸坑——14号晚上，驻马店警方开来20多辆车，对现场进行勘查。期间家长问带队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初确认17人死亡，还做了DNA检测，现在这里又会发现尸骨？在场领导答不出来，只说立即送公安部再做检查。

　　15日再去现场，已是人山人海地把现场围住。第二具尸体有部分头颅，也是相当完整。邓博士说，从证据要求极其严密的法医角度来说，这两具尸体不可能是上次勘查后遗留下来的，遗留的只可能是碎骨头，而不可能是这么大的尸块，法医也不可能只凭找到一个头颅就确定杀了一个人结案的。

　　回宾馆的路上，一个孩子家长突然从人群中把我们拦住，悄悄告诉我们，当天早上县里已经在各单位开会说来了两位记者，一律不得接受采访，她先生在县里任职，知道我们来了，专门让她出来找我们，提醒要小心，说完话后立即走了。

　　我跟邓博士站在街上，互相看看——后来才知道，去年11月家长们曾找过武汉晨报同行，他们对此案进行报道的时间比北青报还早一天。这次得知又来了两位记者，县里以为又是武汉晨报的，因此一边通知各单位，一边让几个宾馆查武汉来的人——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回宾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照片和DV全部发回北京；因为事情已经基本清楚，邓博士决定马上经郑州返回北京。

　　邓博士走后，又有家长找到宾馆，让我住到他家去。我想这朗朗乾坤的，不怕。家长说县里到处在找武汉来的记者，我一听心里更塌实了。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现和等待后，终于在15日下午接到了杨的电话。她说尽管对我们单独调查这件事情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大脑袋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先发消息，“试探一下”。

　　接完电话，兴奋的我又发了条短信给她：“真是爱死你们了，你，大脑袋，都爱。”她受不了，马上训斥我：“别得意，还不定能发呢！”我说：“我不是得意，是自豪！看看焦点和中青吧，我真为北青自豪。”——我没有任何贬损同行的意思，大家在不同的位置难度也不同，这一点非常理解，但是我的自豪也是真话，一点不假。

　　立即写稿。1400字，算是消息中的胖子。这样就算后面的焦点发不了，事情也算被捅了出去。


　　　　　　　　　　　　三

　　4月16日早上，点开搜狐，稿子已经在上面了。新浪用的则是新闻晨报的稿子，很短的一条消息，他们是从信息时报得到的线索后打过电话来采访的；而信息时报则是从母报广州日报得到的线索——家长们在3月26日第一次发现遗骨后，就给北青和广日两家媒体打了电话。这样也好，两家报纸同时报出来，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被盖下去。

　　文章发出去那天，接连接到多条短信，有的是同事，有的是朋友，告诉我要小心，调查完事情马上离开那个地方。网上的评论对河南和河南人的指责又多了起来。其实我觉得哪儿有那么玄，事情的风险在于稿子能不能突破脑子里的界限顺利见报，而不在于能不能在平舆安然行走。事情不过是发生在河南，它也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其他省份。

　　写完那篇消息，我就在连夜赶“试探”之后的焦点稿子。16日早上7点多又接着写，一共写了4000多字，围绕的都是当初确定的死亡数字是否正确这一核心问题。

　　这时候受害家属向警方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重新组成调查组对新发现尸体进行调查，二是重新对尸骨和家长DNA做检测——如果尸骨是17个孩子之中，那么当初家长们接受的尸骨和骨灰无法解释；如果尸骨不在死亡名单上，那么当初定的死亡数字同样无法解释。这是一个悖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答案当然隐藏在去年11月的结案过程中。究竟是结案太匆忙还是“DNA出错”？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肯定有一天它会暴露出来。

　　稿子写完后，我离开平舆赶到郑州，第二天早上回到北京，看到那整版的《解读“平舆杀人案”死亡数字疑团》。棍表姐是那篇焦点的编辑，文章被她修改过后，文理清晰、逻辑严密，比原稿好。

　　之前总担心文章不能见报，到4月17日总算放下心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这篇充满计划外的变化和变化中的刺激的稿子，算是这么多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阿魏看到了我们连续的报道，发了条短信：“祝贺，惭愧。”然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一般说来DNA检测分为两种，一种只能排除不能确认，一种则既能排除也能确认；前者耗费时间短，后者时间长。河南有关部门去年案发时做的只是前者，所以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调查。”

　　正准备联系河南省公安厅，又得知一条新消息，两具尸体身份已经确定，都在17个孩子之列。但警方自圆其说地表示，这尸体都是上次勘查时的“遗漏尸块”。家长们自然不认可，这次他们的反应比上次敏锐得多：“15发现第二具尸体，你们16号就说送公安部完成了鉴定，北京到驻马店火车最快8个小时，坐飞机还要绕道郑州，24小时就能把检验做出来？”而警方只管说，不管答，家长的质疑依然没有答案。

　　4月18号，部分家长到北京上访，第二天就被河南方面接了回去。此前他们因为对死亡数字的怀疑，四次上访四次被接回，现在发现问题了，满怀希望地第五次来，仍然失败。当地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问题之法，竟是让家长“去起诉”、“去打官司”。这些家长都是农民，为找孩子有的一贫如洗，哪儿有时间和金钱去打官司？他们要的，不过是事实和真相而已。

　　回到单位，小三告诉我曾经有人为了这篇稿子找报社说情，被顶了回去。原来驻马店方面知道我在河南后，托另外一家中央媒体领导来说情，想“无论怎样都成”，但希望按住焦点稿子不发。说情的领导并不知道驻马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只是一般的舆论监督稿，就打了电话。

　　电话是助理脑袋接的，我出发前给他讲过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问那领导：“您知道我们的记者去是为了什么事么？”对方说不知道。助理脑袋就把事情是怎样怎样跟他说了，毕竟是做媒体的，对方一听就明白了：“我马上告诉那边，这事情我帮不了。”

　　报社领导还是信任我的。就像上次我根据采访了解到的情况，给新华社总部打电话反映当地分社可能有人在采访此事情中受贿，当时分社负责人很快给我回了电话，说经调查情况不属实。详情上篇手记里写得很清楚，这里不再多说。后来《华商报》曝出这几位记者曾接受平舆有关部门30万元贿赂，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周后这几位外聘记者居然给我们报社领导发了一封函，言下之意说我“多管闲事”，却又没敢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名义正式发函。领导心知肚明，把事情告诉我了后一笑作罢。我曾经想再向新华社总社提出质问，后来想想，跟那种人打成一片，不值得。这事就跟一屁一样，放了。

　　我用数码相机拍的那些DV，最终还是在央视播了出来，不过不是在《焦点访谈》，而是在《社会记录》栏目。虽然画面不是很清晰，还有点抖动，但却因为是那天在挖尸现场惟一的影象资料而显得非常珍贵。本来想自己留着，却因为当地警方某负责人一再对媒体说14号我们挖出的只是散碎的骨头，只是被“误认为是尸体”——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们会有现场的影象资料，又没见我们报纸把现场挖尸照片登出来才会如此信口胡说。正好社会记录的记者来找我，就把DV给了他们，事实胜于雄辩。

　　节目是在4月22、23日晚上分上下集播出的。然后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我妈嚷嚷你怎么会跑去挖尸体你不要命了啊你。这时我爸在那边冲我妈吼了一句什么，老太太的口气马上缓和了下来，关爱地问：“生日吃的啥呀最近工作愉快吗出去打球了没有啊？”

　　早上又接到遇害孩子家长的电话。那孩子母亲看了节目后哭了一个晚上，然后告诉我：“总算没有让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谢谢。”

　　其实现在还远没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就像美国电视连续剧《X档案》中片头那句话：“The truth is always out of there。”

　　真相可能永远在那之外。

　　　　　　　　　　　　　　　2004年4月24日凌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