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舆的叹息
11月15日深夜，我坐上火车从北京赶往河南驻马店。不过驻马店并不是此行的目的地，离它50公里远的平舆才是。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正和一位远道来访的朋友惬意地享受周末，忽然接到郑直的电话。这时候来电话，多半要出差。果然，电话里郑直告诉我，河南有一个地方这两年连续失踪了20多个孩子，一直没音信，成了当地的悬案；最近悬案破了，失踪的人都被一个人杀害后埋在院子里，而破案的线索却是其中一位失踪者最后逃了出来。通报消息的是一位读者，他哥哥的孩子也被害了。
有些不寒而栗。这只有在电视或者小说里才能见到的情节，忽然由这个冬天的晚上变成了我耳朵边的现实。去，这种事当然要去。朋友说你别一个人去，这样的事情太危险。我说案子都破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我还是听了她的，没把这次出差告诉家里人。
16日早上7点，火车停在驻马店。在车站旁边随便找了个小旅店，扔下东西接着去坐去平舆的汽车。通报消息的读者告诉我，最好不要住在平舆，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命令那里的旅店一律不能接待外地记者。
23具尸体，18个中学生。坐在颠簸的汽车上，我脑子里不时闪出这两个数字。当记者这几年，也算见识了不少事情，这么冰冷血腥的还是第一次。因为被害的都是男生，凶手的心理状态是否正常自然值得怀疑。不过没等怀疑凶手，另外一个意外又出现了，在车上跟一个孩子家长联系，接电话的是他爱人，说孩子父亲已经被控制起来了；没听说还要控制被害者家属的，那边说是乡里的干部把人带走的。
到了平舆，在县医院门口见到了七八位孩子父母，丈夫被带走的那个家长也在，一脸憔悴，她的儿子红雷18岁，高二；孩子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名字都很响亮，昆仑、鹏超、政威……问家长们为什么守在县医院门口，他们说因为想找到那个最后逃出来报案的孩子张雷。我说他在这里住院么？家长说不知道，哪儿都找不到他，案子一破就找不到他了，想去医院查查病例，雾里寻人。
这时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其中一个大冬天的戴着墨镜，姿态倨傲；另外一个个子很高，还有一个小胖子，是摄影记者。问我是哪儿的，我说北青。又问他们，原来是武汉一家媒体。还没来得及寒暄，他就说独家已经被他们抢了，今天发了一个版，我哦了一声，“王海”又说你慢聊，他们有事情先走了。我就又去跟家长说话。家长们仍在商量哪儿能找到张雷，我说如果找不到孩子，只有找他的亲属。这时红雷的母亲指着那正在离去的三个人说，他们就是去找孩子家属的，还有一个孩子父亲带路。
原来这就是他们要忙的事情。我一听就跟了过去，到跟前才注意到他们都上了一辆富康车，上面有这家媒体的名字。里面的人大概没什么准备，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也没想到，迟疑了一下后问，不好意思还能坐下么。那边也迟疑了一下，还是让我上去了。
坐上车后，就听“王海”兴致勃勃说我们这稿子全国独家，能得中国新闻奖，又讲起昨天他们智斗警察的事情，讲得旁边高个子都说你别吹了，受不了。我低头扫了一下“王海”的名片，是个主笔。我继续装聋作哑。
到了地方，又费了一番周折，只找到张雷的三爷。老人很梗直，张雷别的亲戚都躲着记者，他没有躲，却认认真真地验看了我们的记者证；他女儿怕他日后惹麻烦，不准他接受采访，结果被老人骂了出去，骂的都是河南话，就抓住一句：如果是你儿子出了事……
正采着，忽然有人拍我肩膀。一看，是“王海”和小胖子，示意我出去。我以为有什么事情，跟了出去。哪知“王海”和小胖子跟我说，让他（高个子）一个人在里面采，完了后会把采到的再告诉我——真不愧是九头鸟，净弄些别人看得出来的小把戏——我转身进了屋子，继续采访。后来小胖子两次来拉我的衣服，想让我出去，还说一定会肯定会告诉你的。我一不是雏，二脸皮不薄，所以没动。
后来高个子采完了，我跟他说，你们要急就先走吧，刚刚搭了你们的车，真是麻烦了。他笑笑，走了。
又回到县医院门口时，已经快11点了，那些孩子的父母还等在那里，说怕我找不到他们。当地农村结婚比较早，这些家长应该都是三十七八岁，但面相上已是四旬开外，尤其是几位独生子的家长，不知道这样的惨事对人心是多大的摧毁。
中午跟家长们在一个饭馆吃饭，席上气氛沉闷。母亲们都贴身带着孩子的照片，拿过来一看，都是眉清目秀、将要成人的翩翩少年；将这些孩子的脸摆在一起，翻拍了一张，后来发在11月17日的报纸上；而这一字排开的照片，突然间变得让人看不下去。
既然找不到逃出来的那个孩子，下一步就是去现场。在场的十多位家长中只有两位得知消息后去过，但也被拦在凶宅外，没让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望。而且当地对此事也在尽力封锁，前一天新华社记者想去拍照片，结果差点就起了冲突。
吃饭时还在的几个孩子父亲，出门后却都没了人影。一回头，发现餐馆门口停着一辆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让孩子父亲上车。我顿时明白过来：红雷父亲大概就是这么被带走的。便问：没问题吧？一位母亲说，都是乡上的干部，其实也很同情我们，但是上面有规定，不带走不成，可也不会难为他——当地干部眼里，剩下的这一群孩子妈，大概也没什么用处。
下午1点半，6位孩子的母亲带着我前往现场。我们包了一辆车，司机本来要价颇高，但一听是这事，来回50公里的路，只要了40块钱。
走了不过10公里，迎面开来一辆车，上面正是武汉那家媒体的三位记者。他们中午就去了现场，不过在村口就被拦住了，根本进不去。“王海”顶着墨镜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反正也进不去，可能还要被打。我听了，问那几位当母亲的，你们还去么？红雷母亲说，孩子死在那个地方，我们怎么安心，怎么都要把他们喊回来吧。
“王海”还在劝我们回头，说村口都不让进，去了也没用。红雷母亲说，我们都是当妈的，去看看孩子他们总不能不让我们进吧。“王海”嘿了一声，说那你们就去试试吧，然后跟我说，你们去了也就是白搭。
他们往县城方向去了，我们继续前进。那年轻的司机原来话这么多，刚刚见了几个外地人，似乎让他很新奇，现在又边开车边跟后面的孩子妈说话，问了很多问题，孩子多大了怎么死的见没见到凶手……乡下人老实，居然一句句回答，让我对那司机很反感，最后忍无可忍丢出来一句：好好开你的车！那边看了我一眼，不说话了。
开到近村处，走不了了，全是烂得陷车轮的小道，只有步行。一行人，连同司机，开始靠近那个叫玉皇庙乡大黄庄的村子。昆仑的母亲下了车就紧紧挽着我的手：“一下有人问你别说话，我就说你是我大儿子，来看弟弟的。”我点点头，她又说，真的，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的眼睛和鼻子长的跟我家昆仑一模一样。我一愣，眼见她又拿出个塑料袋，把我那显眼的黑色皮包装好，让另外一人拎着，外面看还以为是一袋杂物。
果然，还没进村口就有10多个人挡住了去路。别人都是当地人，我的样子自然最格格不入。昆仑妈对挡我的人说，这是我的大儿子……话还没说完就成了哭腔，泪水也滚了下来。别的母亲也哭了，哀求说，就让我们喊喊魂吧，孩子死得这么惨，不喊回去我们当妈的怎么安心。拦路的人一下犹豫了，放过了其他人，惟独拦着我。这时我耳边全是昆仑妈那一声声哭诉——昆仑啊妈来看你了——要是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母亲怎么熬得过去？这么一想，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这下没人再拦着我了，我搀着昆仑妈进了村子。母亲们仍在哭泣着喊自己孩子：红雷，抓住妈的衣服吧……政威，你爸老了好多啊……这一路，走得人真是哀伤。
守在第二道关口的人，也怀疑我是记者，但是见到我脸上的眼泪，都没再上来拦——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
终于到了凶手的小院前，母亲们再也抑制不住扑在门上号啕大哭。守在这里的是几个干部，只让昆仑妈过去，问我是不是记者。这时我的眼泪已经被冬天的风冻没了，只有不说话，很镇静地看着他。6位母亲拍着小院的门，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几位妇女已经在偷偷擦泪。村干部的脸上，再次显出了那种犹豫，然后跟我说，十分钟，就让你看十分钟。
就在这十分钟里，我围着凶手小院走了一圈，仔细看清楚了里面的具体位置，看见了院子里那三堆浮土，看见一把带着黑红痕迹的铁锹，和散落在屋子里的孩子衣服。
回到门口，孩子母亲们还想进院子，被村里人拦住：再冲，我们就难做了。母亲们抽噎着停住，又哀哀地哭了一阵，每人拿了门口的一些土，慢慢地转身。
回来的路上，都不说话。我的包仍被一位母亲抱着，里面的证件、相机、录音笔都完好无缺。反光镜中看见后面跟上来一辆面包，司机说是当地乡政府的，我们快它也快，我们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懒得再甩，用反光镜蔑视它。当天我还要赶回驻马店发稿，到了平舆县城，见我上了去市里的车，面包才离开。
那天下午5点半才到驻马店，天已经黑下来，这才发现那个小旅店根本没有暖气，空调也是摆设，3200字的稿子写到9点，人已经快冻僵了。写完后去冲热水澡，水龙头下冲了足足30分钟，外面已渐渐有了暖意，里面却还有点冷。
第二天收拾好东西，直奔平舆。管它怎么使绊，总是采访中不可少的一环。后来见到广州日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他们在当地住得并不好，宾馆把长途掐了，全县的拨号都用不了，出事后网吧都关了，发稿都成了问题。还好我是无线上网，他们拿我没办法，赶时尚在紧要关头还是很管用的。
这一天我找了县政府、公安局、邢警队、县一高、县二高……七八个单位，没一家让我进门。不是不让我进门，而是不让所有记者进门，那些家属守在门口也没用，哭得再惨也没用。那天昆仑妈她们又将南方周末的记者带进了现场，村里干部说，你怎么又来了，他也是你的儿子？她看出了对方的恻隐之新，说不，这是孩子的叔叔。对方真的没有阻拦。
第二天稿子一发出来，网上就看见了。同事说，比第一篇好多了。我听着，高兴不起来，呆在屋子里犹豫出还是不出去。因为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记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围上来，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种种靠他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跟表姐她们在一起时我嚣张聒噪，面对这些满是皱纹和黢黑的脸，就觉得难受。
有一家三口，一对年迈的夫妇带着他们被警察打瞎了眼睛却没人过问的儿子，问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门外站了半天都不敢进来，要不是我出去扔东西，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那对夫妇都已经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本分老实的人。老父亲跟我说了情况，还没等我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烦你别的，只求你看看这份材料。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说，您怎么不敲门，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了这么久。那瘦弱的老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就这么给我这个后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谁能承受得起这哀伤的一跪？！——我连忙去扶，居然扶不动，却听她低低地说，县政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们的材料。又是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我拼命把母子俩扶起来，我一定看，一定尽力帮您转到有关部门。一家三口看着我，尤其是那老母亲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静，而我的眼泪在他们走后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上一次是4月份，辽宁海城，几百名学生家长面对永远官腔的干部们怒不可遏，面对记者时却都跪了下去——当时3000多个孩子中毒，一个孩子死亡，政府瞒报，家长将记者当成了救星。
终于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请那些母亲吃饭。昆仑妈拼命给我夹菜，我要推辞她就说，就这是给我大孩子夹的；又给南方周末小戴夹菜，说这是给昆仑叔叔夹的。还努力地笑出来，说都已经好久没笑过了。然后一路颠簸地回来。火车上计划的第三篇报道被终止了，后来知道了凶手杀人的原因，一个让人惋惜让人恐惧的事实。
而事情还没完，昆仑妈半夜给我电话，当地要半强行地将孩子尸体火化，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这不过是我笔下新闻的一件，却留下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句话：当一个好记者需要一种情怀。当时没想透，现在还在想。
2003年11月25日凌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