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被一个电话吵醒，是国家某机构南方某省特派办的一位官员。我立刻告诉他关于银行审计的稿子已经发了。电话那端沉默了半天。我能感觉到他的懊恼。然后他说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稿子先不要发。
这是个让我沮丧的电话。看来我又要给帮助过我的人带来麻烦了。
大约10天前电话访问了他。那时接了银行审计这个题目，觉得头疼，因为国家某机构不是那么容易接受采访的。2000年在新闻周刊写《审计黑洞》，就折磨得很。该机构一向低调，不愿意得罪有关部门。
跟该机构联系，果然被婉拒，他们说关于金融审计刚刚有了新规定，一律不接待媒体。然后试着联系曾经访问过的南京特派办，又被拒绝。后来从网上搜索到了南方某省特派办一位审计人员的文章，通过特派办办公室要到了他的电话，他却告诉我：他不负责银行审计。最后很辗转的要到了这位官员的电话，连蒙带骗的告诉他：我刚刚开始关注审计这个领域，很多事情不明白，知道他是审计系统的模范，想请教一些问题。
先后打了两次电话，他很坦率，而且我感到他很正直。听着他电话里的声音。我觉得我象个骗子。
当然还是要写的。最后我问他：假如我写有关审计的报道，可不可以用他的话，出现他的名字。他很含糊：我个人是无所谓的。我觉得审计应该面向公众。但是好象有规定，接受记者采访要上面批准。
我想他那时一定不明白出现名字的后果。不了解上面对银行问题的谨慎态度。
现在他给我打电话，掩饰不住的担心。他刚刚到北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国家某机构一个官员，谈某银行的事情。现该机构正在查这个接受采访的官员是谁，还要21世纪的记者到北京说明情况。然后他说：21世纪的记者很硬气，说：我不去北京，你们来广州。
我觉得这事情很搞笑。
最后我告诉他：第一，我们在稿子里做了模糊处理，没有出现他的名字。第二，如果该机构真要调查这个事情，我保证不出卖他。
我已经害了一个人了。我真的不想再害了他。
前一段时间写《工行裁员》，跟这次很像。上面有规定，没人敢说。后来在某省会访到了该省工行营业厅的陈。他热诚地提了一些建议。我整理成一篇短文，署了他的名字，传给他看。他没有对署名的事情提出疑问。他的名字自然也出现在报纸上了。过了两个月，他声音低沉地打来电话：上面在查这个事情，已经有些日子了。一直要他写情况。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歉意。虽然出现名字也是他同意的。但是我们显然都低估了银行的认真程度。而且，当初给他看稿子的时候，他没有对署名的事情提出疑问，当时我是心中窃喜的。
他在工行看来是没前途了。
银行的官僚体制实在是让人无可奈何。且不说陈的进言献策是否被银行采纳，他们至少应该看出这个人是热爱银行、希望银行向好的。从这点上看，这个银行似乎也没什么前途了。
我只是遗憾伤害了他。
其实记者这个职业也有虚荣而卑劣的一面。
总是会被这样一种说法诱导：好记者就是要拿到别人拿不到的东西。于是采访越是有难度的时候，越是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样子。当文章最后发表的时候，想象一下那些曾经拒绝访问的家伙看到报纸的神情，好象自己在较量中最终得胜。
也就伤害了一些无辜的人。
我曾经跟朋友说起过做这类报道会有一些不好的感觉。我喜欢我的工作过程也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他说：你应该生在国外。
现在我很小心。我尽量做到不伤害被访者，尤其是那些本性善良的人。我会事先提醒他们：媒体会伤人。
2002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