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的缺憾

　　邓小平时代，在邓小平主政中国的 11 年时间（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其领导位置至 1989 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是很少被人提起的，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中，他更多的是以副职的身份出现。但当他告别这个世界七年之后，也即在他诞辰 100 周年之际，国人发现用如果用一个人来概括在毛去世之后中国的时代特征，邓小平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一段时间被称为邓小平时代与邓对中国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已无须赘言。在邓小平诞辰百年之际，回顾邓一生的光辉历史似乎让国人无比庆幸，相比于苏联中国有如此英明的领导人，但墨写的历史也往往是靠不住的，尽管历史学家似乎总能找到一条历史发展的主线虽然这条主线也许曲折，但注定逻辑分明，一如“盘旋式上升”。

　　然而这种论断使本来生动绚烂的历史也过于简单。我们可以用邓小平来代表毛去世之后中国的时代，却不可否认那同样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更不可否认因邓小平政策的缺憾造成了今天中国时至今天仍有高槛要迈，仍有大关要闯。

　　而事实上正是这些缺憾使得邓小平更加完整，也更加生动，使他与中国历史上众多出色的人物一样瑕疵互见，但仍使其不负“伟大”之名。

　　邓小平的政策在中共十五大上被概括为“邓小平理念”并最终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人将他的方法论总结为“三论”——“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灯论，不争论，少说多做，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跑步走，遇到绿灯快步走。

　　这其中“猫论”在中国知名度最高，上至政府要员，下至街头小儿可谓无人不知，但“猫论”在中国已经走到极致，在中国确立发展经济为百年大计的二十多个年头里，我们重用的猫早已不是黑色还是白色那样简单的差别，而是三腿猫、艾滋猫以及种种病猫不一而足，也许确能捉老鼠，但同时也后患无穷。

　　“猫论”的官方语言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时至今日，中国官员将这一政策变成“ GDP 崇拜”，一方面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重；一方面每年的 GDP 数字世界第一，而普通百姓却不能从数字增长中获益。

　　猫论在今天亟需得到修正。

　　“石头论”，尽管在其“南巡”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最终模式，有论者认为中国结束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摸索阶段，但正如邓小平自已所言，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也将最终失败。“灯论”其实与“石头论”一脉相承。即暂时回避为经济体制确立相应的政治体制。

　　尽管一些资料显示，邓曾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总结为“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今天看来，邓的设想依然遥远，党政不分依然是掣肘中国政府走向现代法治政府的最大障碍。而迈过党政分开这道槛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应是何种模式则更为模糊。

　　用“三论”来涵盖邓小平理论也许失之于简单，但对这三论的分析却可以让人们发现超越这“三论”已是当务之急。

　　邓从毛的失败中总结了深刻的教训，也从毛的遗产中受益非浅。而邓与毛最大的不同是邓不断向自己的同僚灌输常识，正是依赖常识中国走上了正轨。贫穷比富裕更令人向往是荒谬的。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使其会相信“亩产万斤”的神话，更制定出“五年超英赶美”的荒唐政策，而务实的邓将这一目标定为一百年。

　　如何评价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说，要看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什么。相比于毛，邓无疑超越了前者，他不但是一个开创者，也是一个践行者。“国富民强”作为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已不再遥远。但正是邓的成功与邓的失败告诉国人，政治是百姓之事，它并不神秘。而当邓在百年诞辰之时人们过于夸大邓的成功，在塑造新的偶像之时，我们正在离邓小平越来越远。同时邓的成功本是顺应了百姓的呼声，也与身边同伴的努力息息相关，邓曾将毛谓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而邓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但是今天如何评点这个“第二代领导集体”， 他也曾说： “ 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 ”

　　但除了邓，还有谁是这个集体的主要成员，在政治上我们仍有着太多的禁忌，而这些禁忌离常识已远。

　　使中国再一次几乎偏离依赖常识的发展之路，是一九八九年的以及延续至九十年代的一系列风云变幻。而一九八九年的流血事件在未来的中国将依然无法回避。在台湾问题上邓曾言虽不放弃使用武力，但也指出“决不轻易使用武力”。因为使用武力的前提是其他所有的手段与努力已告失败，而通过人头落地消除异已则是最简单的方式。

　　邓出身戎马，其政策注重实用，也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邓最终没能超越他的前辈，为中国解决政治分歧创造一种和平的方式，同时也使得自 1978 年以来“党政分开”，中央向地方分权的趋势戛然而止，集权倾向骤然加强。邓为中国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突破的努力在此停止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十三大上中国政治上的轻松活跃气氛变得异常凝重。

　　这也正是最后促使邓小平南巡的真正原因。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走访式调查被称之为“南巡”突显了邓小平站在巅峰的昂贵身份，也突显了邓小平的孤单。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尽管我们将一九八九年的流血事件的所有责任归之于一方有失公允，尽管从今天看这一事件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依然略带模糊，但不可否认，这一事件伤害了中国。

　　人们可以不争论，但不能没有是非。人们可以追求财富，却不能没有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目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上的种种丑恶，腐化的已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管理层，不问正义已严重伤害着民间社会。在今天中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似乎有一道深深的沟壑。

　　邓没能解决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崇尚自由还是崇尚公平。邓将自己进行的改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因为邓笃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但今天我们发现农民在今天依然处在社会底层，依然是贫穷的大多数。而这似乎又回到了邓改革的起点。农村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短暂繁荣，又进一步沦落到工业社会附庸的地位。而农民问题曾是毛探索了一生的命题，建立公社，使农民集体劳作，是毛的方式；联产承包，单干，是邓的方式。

　　但今天看来，使农村城镇化，减少农民，最终使农村实现合作式生产不失为解决农民困境的模式，而这似乎回归了毛泽东。虽然在外界看来此山已非彼山。

　　但农民问题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使得邓小平只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邓小平，他没能超越时代。

　　鲁迅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近乎妖”，似乎无所不能。这与中国人对伟大人物的过于溺爱有关，今天看来这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中国。

　　在新中国历史上邓是气质上最接近华盛顿的人物，这一点已足以使他在中国名垂青史。而这些缺憾使得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平凡人创造出来的，而一个人的成就只与他自身的勤奋与信念相关。

　　　　　　　　2004年8月22日至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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