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艾滋病日我们能做些什么
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又将到来，对于艾滋病我们需要了解些什么呢？闲来无事，列出几大关注点。
艾滋病对于今天的中国是一场较SARS更为让人感到恐惧的国难。一组广为引用的数字来自卫生部，据估计我国现有85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吸毒者的感染率为80%，性工作者的感染率为10%，如果没有有效的控制方法，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000万。1000万不是一个小数字，以中国13亿人口计，平均1300个人中就有一个。
如果说SARS的漫延在擅长瞒与骗的国度对人类是一场屠杀的话，而艾滋病则是一场集体的慢性自杀。开始大多数人不觉得疼痛，但最终都将无可幸免。
目前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呈现出新趋势。11月20日的《重庆商报》报道，重庆沙坪坝区双碑出生仅54天的女婴玲玲(化名)因感染艾滋病病毒死亡。“生而有病而且是不治之症”的“艾滋病二代”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曾一度沸沸扬扬的艾滋女结婚一事，目前正有更多的跟随者（南国今报柳州11月19日讯
(记者 罗素玲) 去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贵州艾滋女结婚一事，如今在柳州并也出现4名艾滋患者结婚。记者11月18日从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保科获悉：今年在该院进行婚检检出(经上级部门确诊)的4名艾滋病感染者均已进行结婚登记。），他们的后代如何？没有人清楚。非洲大陆上那些众多的艾滋病孤儿是那个悲惨世界几近干涸后尚存的眼泪。
如果“艾滋病二代”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出现，那同样将是繁琐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制度不健全的国家这显然属于一个新问题。对待艾滋病政府不能只告诉人们接触艾滋病人并不危险，三种传播途径目前在中国都曾出现，每一种都很危险。
谁来照顾他们，教育他们，并给他们将来提供就业的机会？
因而关注艾滋病的第一大关注点是中国如何面对“艾滋病二代”。
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不外乎无药可治，或有药可治但只可延缓死亡。对救命药的研制其实在这个世界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处理。但这个世界一直在进步，只是我们忽略的太多。
据新华社2003年8月30日电，“经过20个月的艰苦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30日终于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
根据这份文件的规定，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及其他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内部通过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使用和销售有关治疗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疾病的专利药品。
作为世贸组织的发展中成员并受公共健康问题影响的国家，中国从这一议题谈判一开始便积极参与，提交了有关解决方法的提案和建议，并与其他发展中成员共同努力，积极寻求能为各方所共同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官员说，这一文件的实施将有助于中国通过适用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进一步增强控制疾病流行和解决国内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以保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这一消息世界各大通讯社都用“里程碑式的协议”来形容这一突破。印度、巴西及其他具备制药能力的国家将首次被允许生产来自美国和其他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品，并将药品出口到急需此类药品的贫穷国家。
目前中国已经可以在国内生产组成两组“鸡尾酒疗法”的四种药品。但与巴西和印度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从未执行过WTO强制仿制条款。有报道称国内药企生产的艾滋病药品都极为谨慎地避开国际专利。
至今此协议已通过数日，尚没有听说哪家中国制药企业利用此项规则仿制国外最新的专利药品。而对这一条款“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及其他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内部通过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使用和销售有关治疗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疾病的专利药品。”国内至今没有出现详细的解读。何为公共健康危机？中国艾滋病的漫延是否已经可称为发生了公共健康危机？何为在其内部通过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想？国家出台怎样的相应政策？在国内哪些企业有仿制的权利？仿制药品如何定价？政府如何保障艾滋病人在贫困线上获得药品？
我们看不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想十多年来，中国日日喊着要参与规则制定，获取权益。可进去了，有规则可用的时候，却见不到有人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第三世界人民通过一系列谈判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们似乎熟视无睹。
因而关注艾滋病的第二大关注点是中国如何利用国际有利的条约实现药物的仿制。
在上述消息中还有一部分内容说到“同时，印度、巴西及其他具备制药能力的国家将首次被允许生产来自美国和其他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品，并将药品出口到急需此类药品的贫穷国家。”这里特别中国，有一部分内容是中国在艾滋病的问题上一直表现得十分做作，不敢公开承认，这同时让中国在接受国际援助上十分被动，多年隐瞒河南艾滋病村等现实。对艾滋病的防治而言，我们的政府是落后于形势的。而它的每一步突破都是在遮掩下开始的，而且是在外力作用之下。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生部基于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在泰国和柬埔寨等国的成功经验，决定将中国的四个城市作为该项目在中国推广的试点单位，第一批试点单位是江苏靖江、湖北黄陂，已在2001年启动，湖南澧县同海南儋州一起作为第二批试点单位于2002年启动。目前江苏靖江和湖北黄陂的试点期限已接近两年，其效果如何，应当小有结论。但至今我们没的看到相应的结果公布，也没有看到是否进一步扩大项目试点的举措。去年同样有报道称广州开始向吸毒人员提供清洁针头，这同样是以政府出面的方式推行的。
100%使用安全套和提供清洁针头，这两件事有点类似于向违法人员提供做案工具，当其推动者以政府的身份出现时，可见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多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蜕步，而是以更现实和更宽容的心态来管理国家的表现，但时间过了这么久了，这些措施实施地怎么样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报道，如有成效政府是否有信心和魄力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我们也没有看到。
因而关注艾滋病的第二大关注点是中国政府采取积极预防的措施见到成效没有。
其实推广安全套突显了人类对这一病毒的无奈，它以一种强制手段阻止人类最亲密的接触行为。虽然安全套并不能彻底避免艾滋病的传播，但它却以最无奈的方式证明着它足够有效。
但它的这点效用目前正被夸大，连克林顿都有煞有介事的到中国来推广一番。
艾滋病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单纯对药物的求助也过于单纯。艾滋病的出现本身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论它到底来源何处，也只能以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将它消灭在传播的过程中。无药可治，对于目前的人类而言它的重心注定应该放在防而不是治。
这只能依赖社会的而管理者，因为在艾滋病的防治上没有哪一个组织和个人的力量堪与政府相比，它的责任是第一位的。艾滋病对于国家安全的危害正由隐性变为显性。
曾不断有人呼吁，在对待艾滋病问题上要加大对民间力量的扶持，如在提供清洁针头和发送安全套方面让民间组织来进行，一来好与这些高危人群好打交道，二来不会让社会认为政府默认了吸毒和卖淫行为。
但以目前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让民间力量壮大太过于一厢情愿，它们大多仍在发育期，没有相应的法律和社会机制鼓励它们的成长。古稀之年的高耀洁多年来已花费了50多万元，还养了一堆艾滋孤儿，中国有多少人能做到她这样的投入？
对此，必须以中国政府为主导，我们的政府亟需在战略上重视此事，何时尽快将防治艾滋病列为基本国策，并提倡向艾滋病捐款的企业减免税款已是当务之急，向艾滋病捐款免税是培养民间社团的重要一步，中国的政府需要跨出历史循环的勇气。
而设立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医院和专门看管艾滋犯人的艾滋病人监狱，已是防患于未然的棋先一着。
设立艾滋病人监狱看似不近人道，但近来一系列的“艾滋病人扎针”现象，以及以七万元的代价对一个艾滋病罪人进行看管，都突出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2003年11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中称，10月14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公安分局对艾滋病犯罪嫌疑人李强(化名)进行了羁押。由此，当地公安机关也设立了全国第一个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羁押点。为了羁押这个犯罪嫌疑人，“花费7万元，7名民警看守”一时间轰动全国。这名男子叫李强，是个“屡抓屡放”的犯罪嫌疑人，连当地派出所也感到没办法。原来，今年24岁的他是个艾滋病感染者。李强流落在社会上，经常盗抢、敲诈，成了当地一害。一个屡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不给“关”起来呢？当地群众对此颇有微词。最令他们气愤的是，李强还经常拿着针头到别人家里“要钱”，拿不到钱就威胁说要“用针头扎人”。可武汉市汉阳区月湖派出所也是有苦难言：此人是艾滋病感染者，普通看守所无法羁押，不得以只能屡抓屡放。
今年9月至10月，李强的事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指示：要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能让李强长期为害一方。
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邓泽顺组织警方调查取证，10月14日李强被汉阳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后半个月，在警方指定的医院戒毒。与此同时，警方与卫生部门加紧协调，在市郊某山脚处选择了一个适合隔离羁押的场所，建立了一个隔离羁押点。10月28日，李强被正式羁押到此。
为了建这个羁押点，武汉市公安局先后投资7万余元用于改造建设，还配备了专门车辆。
一个艾滋病犯人都让国家机器如此紧张，随着中国艾滋病人的增多，犯罪群体会不会扩大？
11月21日的《北京娱乐信报》53版的一篇文章称北京建有一所“红十字监狱”金钟监狱。其间曾接收6名艾滋病罪犯，至今3人释放，死亡2人。这类监狱称之为“红十字”监狱与其同时附带医院的功能有关，但据称目前北京只有一所。
艾滋病人虽是病人也会犯罪，而且注定是高危人群。他们同SARS患者不同，他们得了病短期内还同常人一样。
2001年08月29日《法制日报》的报道已将美国人的痛苦写得很清楚了：“在美国的亚拉巴马州有一所监狱，名叫莱姆斯通改造所，人们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狱中狱’，关押在里面的二百多号犯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他们又犯有这样或那样的偷窃罪或是抢劫和杀人罪，因此受到了狱方的‘特殊的照顾’。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或是与不治之症搏斗拖延刑期或是死亡。”其管理相当混乱并饱受批评。
我们国家的治安系统是否有相应的措施来对待艾滋病犯人呢？
因而这也是关注艾滋病的最后一个关注点，即中国何时将防治艾滋病列为基本国策，并同时设立一系列与艾滋病人共处的社会组织机构和相应的制度。
这虽是最后一个关注点，却是影响中国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艾滋病的战略问题。
说句实话中国把自己的事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艾滋病问题上尤其如此。
数字：从2002年开始，我国HIV感染及艾滋病发病已经进入高峰期。去年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40560例，但有关专家估计中国艾滋病实际感染者已达104万，其中已经死亡的约20万。
200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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