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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痛心疾首”
——对媒体冷漠处理汤山中毒事件的一点看法
2002年9月14日， 南京一个名为汤山的普通小镇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这一天距美国9·11事件一周年相去三天。
汤山中毒事件反映在第二日的各大媒体上的文字不过是新华社的三、四百字文稿，比较打眼的南方日报集团新成立的一家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以近五个版的篇幅进行了报道。但因其影响小并不为多数人所知。中国一些主流媒体对此事都保持了沉默，即便自称中国第一周报的《南方周末》也采用了新华社的综合稿，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16天后，《三联生活周刊》推出封面文章《南京汤山投毒事件》，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景式的报道，但更让人为之侧目的是该刊底页上，其主编的一篇评论《痛心疾首》。
文中引言称“《春秋左传》中从‘痛心’到‘疾首’，其实是一个从心痛到愤怒的过程。
其所痛心者是官方媒体报道的因毒而停止呼吸的38个生命，其所愤怒者却是媒体对如此众多的失命的关注不及在同一时间离别人世的歌手高枫。
媒体在那一刻失位了！
媒体在突发新闻面前的顾左右而言他，在中国是有传统了，相较去年美国所遭遇的灾难，中国的国家级电视台竟然直当日夜间的新闻报道中在最后一刻百来字的篇幅报道此事。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也许并不知情，在南京汤山中毒事件当日晚些时候便有一篇3、4千字的长文同十数张照片一同汇到了不少媒体的编辑手中。而其间只有一家媒体采用了该文，即《21世纪环球报道》，而《三联生活周刊》所采用的图片也多出于此。
因而一个简单的常识即是，在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并不缺乏新闻的敏感性，也不缺乏短时间内制作新闻的能力。
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因为头上悬着的“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之论。
近些年来，与之相对的还有一种观点也比较流行，即记者或曰媒体对社会对人民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即勇于揭露黑、恶、丑。
笔者不知为何一直对此两种观点持反感的态度。一方面媒体多有工具之论，一方面夸大了媒体的力量，戴歪了帽子。
在一个良性运转的现代法治社会，作为舆论监督工具主体的新闻媒体应该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其本身既非谁之喉舌，更非天然具有正义感的理想化身。它只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话语权的社会力量；是平衡政府，为之纠错的补正机制。
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笔者一直以为，对其的基本要求并非什么正义良知等个人品德的东西，而是最起码的说实话的职业精神。即发布客观、公正的信息。它是社会得以运转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公民和管理者沟通的一道桥梁，但却并非唯一桥梁。通过媒体，公民知道管理者管理的整个社会的运转情况，而管理者也通过媒体了解到整个社会的生存状态。
二者各取所需。而媒体从这种信息发布中获利求得生存。因而掘地三尺式地报道新闻的“狗仔队”作风，只要其在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就是值得敬佩的职业作风。
但正如当年对知识分子有“皮毛论”一样，在中国媒体也有皮毛之论。因为并非能够独立地对自身负责，便只能对上负责。
关于是否报道汤山中毒事件，某报曾层层向上级领导请示，最后被否。第二日，开选题会时，一些编辑对其它各类选题毫无兴致。
媒体的处境与中国的政治环境一般无二，村一级的“草根”民主在中国社会的步履维艰，突显了改变政府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艰难。因为对上负责所以中国百姓的个体生命就不会有尊严。
让媒体真正就位，与中国大范围的体制转变密不可分，因而同行之间对媒体的冷漠进行笔伐实在是伤人不浅！
日前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党委书记》中曾有记者的形象，但其中大呼记者的良知与正义。有一段情节叙及对一家企业污染源的调查。
笔者不知道中国的新闻是否都是怎么做的，调查水源是哪个企业污染关这家报社鸟事，它只要把口对准环保部门就行了，它具有什么权利直接对一家企业进行排它性调查？！
在目前的中国，政府的缺位以媒体的不断越位来弥补社会管理机制的不足。因而媒体对汤山投毒事件的麻木与冷漠，看似是媒体的失位，其实是政府的失位，而媒体自身的依附关系又无法对其进行纠正。对个体生命的冷漠这口黑锅扣到媒体头上其实是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悲哀。这种悲哀没有眼泪，需要国人一步步地，渐进式地改变现实。
对渐进式变革的中国社会进行鸵鸟战术式的太平盛世报道，还是站在民间立场采取“批判”的态度，二者并非“生死抉择”，是可以中和的。但是一厢情愿地把死人的，犯罪的种种新闻贴上“负面”报道的标签，意味着社会的管理者把这些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作看作了对自己正面形象的一种反面宣传。
而事实上这也与当年鲁迅与极“左”派的笔争一样，“固然所有的文艺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的宣传都是文艺”，但在他们眼里传播出去就是与我为敌。
不是好人就是坏人，非此即彼的一维观念至今缠绕在大多数当政者的头脑中。面对危机，面对灾难首先想到的是封锁消息，制造抢救场面。在他们眼中所有的负面消息全成了对其正面宣传的机会。而那些如芥草一般的生命已随着尸首火化成为一个数字，也许准确，也许模糊，但总是被民间怀疑的数字载入历史，并逐渐被人们忘却。
正应了那句话，“在中国死人是很正常的。”
而这个社会在若干天前还在为美国“9·11”事件导致的2000多平民之死祭字煽文。
对于单个个体而言，不可能对世界每个角落的痛苦寄与全身心的关注是自然的。但对身边的事如此漠然却真是让人感到“上帝已死”。
行文至尾，不由得又想起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搞笑版《分家在十月》开头所言，“运动了！运动了！七八年就来一次！”
运动会几年开一次行，以批人整人的方式运动在中国应该休矣。在新闻传播日益成为一门学问的今天，我们的领导者确实到了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改变宣传方式和策略的时候了。
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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