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锦华：用自己的方式爱国
　　　　　　　　　（点击看访谈原文）

　　人不是动物，不是只为了活下来才活的，还有个“义”在里边。人需要精神上、心灵上的寄托和升华，人们爱国需要表达出来。――冯锦华

　
　　访谈做过几年，采访对象近百，冯锦华是其中的异数。

　　他离新闻近，离精英远，是我访谈过那些人里不多的真正的“草民”――一个赶公车上下班以至于手机会被小偷扒窃的小职员，一个在北京想买房都会受到限制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夏日晚上坐坐那些所谓的“啤酒花园”都不在他的生活内容之列，因为“太奢侈”。他看上去也是个最普通的上班族，只是仪容整洁，言语温文，有着一望便知在日本生活多年造就的那种克制的礼貌和严谨的教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冷静地做出轰动中日朝野的事，坦然地为自己的言行付代价，再一再二，而且我信还会有再三。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2003年，冯锦华是当我再读到这样词句时会联想到的人。这篇访谈过后，我们相约要在一起喝酒。这约定为我赢来了旁人的羡慕。

　　为接近过某个采访对象而自豪骄傲在我是罕有的体验，在这个时代写东西“血性”、“刚烈”也是难有机会用到的词汇，因为冯锦华，2003年，这一切在我身上都发生了，这真让人难忘。

　　　　　　　张越：学会不跟任何人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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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没见过别人的真实生活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特聪明的、特能干、有资格说话的人。而当你见识过了一个个比你经历过的更复杂的挣扎、更痛苦的求生、更剧烈的心理裂变过程，你发现你对人生、你对人，肃然起敬，然后你发现自己的渺小，你从此不再大声说话。――张越

　　张越是我采访过次数最多的一个人。从2001到2003年，我对张越的访谈，一年一度。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值得纪念，因为是2001年9月12日，“911恐怖袭击”发生的翌日。同是看了半宿电视的我们还是如约赶到百盛的星巴克见面。那个初秋的中午天色明媚，街市太平，咖啡香气里，坐在周围同样全是惊魂未定的人们中间，那感觉真让人难忘。

　　我们选了露天的座位，于是喧嚣的市声做了录音的背景。那录音我至今还留着，一直舍不得抹掉。在那里面，张越的声音在说：“我是一个内心有自己原则的人，那原则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个人的尊重。说到根本，国家是什么？团体是什么？流派是什么？那只是表面的云雾，拨开以后是一个个完全不一样、从本质上说又特别一样的人，如此而已，美国人、中国人，还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其实人所需要的幸福生活也不过就是那么一点儿。”

　　有一天一个读者跟我说起，他说他看了我三年，发现只要逢到做张越的访谈，我的手记字数就很少。回想一下，还真是的，我好像从未试图过去写张越什么，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你不可以轻易造次的人。

　　但我喜欢读张越的文字，像这种：“罗（大佑）的音乐里有着最深挚的哀痛，为世界也为自己，这样的悲伤是学不来的。”

　　在我看来，张越的心里有着最痛切的体恤，为人世也为人心。那一份深厚和辽阔，也是学不来的。

　　　　　闾丘露薇：生命中可把握的惟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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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是我自己可以掌握的一个东西，我努力就有回报的。但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感情，就不一定。所以还是工作最实际，我要保证它稳定，那样我做人就会比较有自信。但在我来说最重要的依然是：我喜欢的人喜欢我。――闾丘露薇

　　2003年尘沙不兴、似乎是出奇风调雨顺的京城5月，对闾丘露薇这个采访对我意义非常。

　　因为，“非典”。

　　“非典”之初作为一个记者，我自认表现并不好。因为我居然害怕，甚至惊悸、闭门不出。那样的日子虽然不过三两天，但感觉无比漫长。因为，对自己失望。曾经，喜欢一张照片，照片上美国中部的某个州正洪水滔天，航拍片，一片汪洋中有一处屋顶出水而立，在那上面房屋的主人用沙袋拼出两个巨大的单词――“NO　FEAR(不害怕)”。10年过去了，那张剪报在无数次搬家中没了踪迹，可它始终是我最心爱的照片。曾经无数次想象，如果有一天遭逢危险，我会多么镇定，多么无畏，我一定会像那个可爱的遭遇洪水的美国农场主人。而今，考验无声地站到面前了，才发现一切远没有那么浪漫。

　　这样的日子里，电视上看着闾丘露薇，那个瘦小却永远坦然镇定的身影总让我惭愧。

　　没有想到，5月8日，一个面对面采访闾丘的机会从天而降。我至今都在猜想，这样安排是不是上天要给我启示。那一晚，风有些凉，闾丘和我，我们坐得很近，谈我们共同的职业，谈做人的职责，谈人生最值得记取的是情感。我听到闾丘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那是“非典”恐慌大爆发后我重新工作的开始。

　　两天后，5月10日北京电闪雷鸣，我坐在窗前看了一晚上天际的闪电，感觉自己心里，那场被“非典”裹挟而至的风暴正在慢慢过去。是的，生活依然要继续，不管你遇到怎样的关口，瞥见生命中多少真相，即使是发现生活原来并不尽在掌握，我们也远不及自己想象中完美。你震惊失望，你不甘心，但是最后你变得安静。就像《珍珠港》：“我们遭遇重创，但我们变得更坚强。”我在想，因为“非典”，这个春天，就这样注定被我们铭记。

　　　　　戴思杰：真正讨好了人的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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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逢知音，我为书迷，在那知识就是禁忌的日子，有我的美丽与哀愁。 ――摘自电影《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DVD封面　

　　跟戴思杰的访谈让人很难忘。

　　不只是因为有那些欢笑，而是，那些欢笑最后归于那样深情的一个终局。

　　夏去冬来，关于戴思杰的最新消息传来，他的第二部小说又在法国斩获大奖。

　　重读《巴尔扎克和小裁缝》，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戴思杰写在序里的那段话：

　　“（这本小说的）原稿是用法文写的，我想到一个希腊裔的法国名作家的故事：他几年前回到故乡，他的母亲是一个希腊的话剧演员，会法语，演过莫里哀的戏。有一天，他母亲在厨房里做菜，他拿着录音机进去了，给母亲放了一段他在法国的一个广播电台上所做的采访录音。放了半个小时以后，母亲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但他什么时候才说完，什么时候才轮到你讲呢？

　　这是我听到过的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一个让我震动的故事：他说法语时的声音，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连自己的母亲也无法辨认出来。

　　但愿我用法文讲的故事，我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儿子的声音。”

　　　　　何平：独持偏见 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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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走到今天，如果要我给点儿经验的话，就几个字：第一，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第二，切勿取长补短。　――何平

　　采访居然很顺利。而行前其实准备好可能要话至中途一拍两散。

　　原来完全有可能，一个人，你也许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不尽同意他的想法，但他仍能让你觉得有意思。

　　不止一个人说，戴一副眼镜，留一撇小胡子的何平，举止神态更像一个商人。两个小时面对面看下来，觉得何平更像他电影里鲜衣怒马、气质鬼魅几乎近“妖”的响马头子安，有一份不明来路但不容任何人质疑的骄傲和坚持。对于自己、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有不可阻挡、不能动摇的近乎蛮横的信心。不管怎么讲，也算一种气概，一种酷。

　　　　　田沁鑫：我做戏，因为我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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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戏，田沁鑫说，快把命都搭进去了。信然。

　　其实真的把命搭进去，又有什么呢，绽放一下后的凋零，又有什么呢。

　　生死只是一场戏，与其看着，不如做着。――一位观众看田沁鑫话剧后的感言

　　访谈田沁鑫的过程，是一个震撼的过程，一个被激动的过程。

　　没有想到2003年最感受到力量的一次访谈，是一个女导演帮我完成的。

　　两个半小时的采访，我不知道我究竟触摸到了多少田沁鑫。但我相信我已经看到了足够好的东西――干云豪气、那几乎称得上是壮阔的爱情，以及对天意的信心。

　　“生于世界，舞台一座；生而为人，演员一个。世事沧桑迁换场，人生如梦一台戏。戏中做戏，假中求真；梦中惊梦，大梦方醒。我于戏剧如此，戏剧于我如是。”田沁鑫自己的话。

　　有人这样评价她的《赵氏孤儿》：“从孤儿的梦境起，以孤儿的上路终，从中能够看出当代年轻艺术家对人生以及社会的思考。残阳浑浊，血光笼罩，十六岁生日这天的少年跨过父亲横在地上的尸体，向前大踏步走去，一群年轻的武士站在他的身后，青春就在层层水浪之中荡漾着、扶摇着上路了。”

　　特别喜欢这句话，说不清楚为什么。也许是，心中也有这样一个场景，在那里面我看到的，是田沁鑫的背影。

　　　　　　　　　陆川：穿越可可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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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过军校，知道该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拍电影，有特别虚弱的时候，想退缩的时候，想一走了之的时候，但是最后还是挺住了。可能算是一次克服自身虚弱的旅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拍电影也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陆川

　　很奇特的经历，访谈陆川两次，但每一次好像都谈的不是他电影本身。

　　《寻枪》时，做的是一个年轻人的雄心如何像一艘急速上升的潜艇，强行突出冰河。这一次《可可西里》，我从他那里又听到了什么，我自己都一言难尽。

　　心底里，一直怀念初看《寻枪》那一天，那是幸福的一天，幸福得如此简单。你被一部电影，毫无预期地，彻底五雷轰顶，事后甚至总结不出缘由。而今，我开始等待《可可西里》，等待陆川的诗意才情，像焰火，再一次照亮我们暗淡的生活。

　　我无法想象，明年，我会坐在哪一家影院的黑暗里，当青海长云暗雪山、当冷湖边上那些我眼看着拍竣的画面、亲切的场景又在眼前浮现，我会有怎样的表情。我也不知道到那时，我会不会认为陆川又拍出了一部好电影。但是我知道，我一生都会庆幸，这一次《可可西里》的旅程，他的跋涉，我见证过。

　　　　刘震云：拧巴的世界　变坦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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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刘震云作品题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刘震云。

　　去之前很心虚，担心水太深，居中联络的人一再说：“他那个人话里有话。”直把我提醒得六神无主；也怕自己没有那个力量让他好好说话，网上搜索出来他跟人做过的访谈，有些看上去简直就是一篇单口相声。

　　刘震云坐了一把始终咿呀作响的奇怪的椅子，抽着烟，口口声声地叫你“老师”。对河南话没有太多了解，不知道他的河南口音算有多重。反正他从头至尾说了无数个“拧巴”，还建议用这个普通话里断断没有的词做标题。当时我就知道，这将让我日后面对无数听这个词听得别扭的人，而且注定为之费尽口舌。

　　但是很快我便忽略掉这些，开始享受这个采访的过程。因为，很快确认了他的真心。曾经看到有人说，刘震云有说书人的天才。深以为然。尤其当他说起乡村，说起姥姥，说起回忆，甚至说起河南民工，他脸上那种悠长的神情特别动人，那一刻我惊讶地看着一种光芒把他瞬间笼罩起来，他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天采访的最后，我跟他说起他的《手机》看得我很难过，让我对情感尤其是爱情的命运很绝望。他先安慰我那是戏剧矛盾发展的需要，生活中真正爱情还是有的。看看没用，就问我是不是急着要走，问接下来的话往文章里写吗，问我介不介意告诉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他那天最后跟我说的话现在还在耳边，他说：“人生没有大欢乐，你要学会享受小欢乐。生活平静很重要，心事坎坷人容易憔悴。还有就是别软弱，任何事上都别软弱。”那一刻，他对于我，是一个愿意关心你的、温暖的人。

　　一下子觉得，他的那些小说，我都理解了。

　　　　　　邓贤：祭热血终结　祭迷惘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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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假如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我们仍然有机会改正我们的谬误和偏见。　——邓贤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著名的“12．22”最高指示发表。

　　执续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自此发端。一度席卷中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那些大多15至17岁，甚至还只有14岁的中学生，从“革命小闯将”一举被变成乡村里的农民或者边疆生产兵团里的农业劳动力，在北起黑龙江、辽宁、内蒙；西至新疆、陕西、山西；南到云南、四川、广东、海南岛的农村和兵团农场里，从事繁重看不到尽头的体力劳动。1968至1978年，官方数字，他们的人数是一千七百万。

　　岁月匆促，时光一掠就是35年。

　　这样的日子，读书可以有很多选择，可以读《毛泽东传》，当然也可以读邓贤的新书――《中国知青终结》。

　　其实更喜欢它原来的名字。邓贤原意叫它《中国知青祭》。但被出版社“劝阻”住了，出版社方面认为这个名字太“平”，不够耸动，结果弄出现在这个非解释大家不能明白的“终结”。

　　装帧也不出众。“纪实文学”这种体裁还一直有人诟病，觉得它游走于“信史与虚构”、“纪实与文学”之间兼得二者之利，面目颇为可疑，而作者那种很“投入”地写作的方式，那些抒情、议论和渲染，也至少是不够高级。

　　这样的不利，邓贤的书一直有，还很醒目。但是，至少在我，常常是读着读着就忘了它们。会想，它们有那么重要吗，相比起他那些足迹所至、目力所及？

　　曾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愤怒：“看了邓贤的《大国之魂》，发现好多本该知道的东西我没有知道。至于不知道的原因，大家都一样！”这一“发现”的结果是这个读者后来做了“西部抗日网”，他在“关于网站”中开宗明义：“只希望原本该清楚的事情说清楚！”

　　10月30日晚，人民文学出版社一间拥挤的办公室里大家再见，邓贤音容未改。算算上次为《流浪金三角》做他的访谈，已是三年前。时间好像在他身上不起作用，所以他会在这个知青文学已然不再时髦、知青命运少人提及的年代，10年前写了《中国知青梦》，10年后再写《中国知青终结》，一再近乎执拗地要我们凝视――

　　知青，一道历史的血痕。

　　　　　　　　　　　　　　　　　　　　2003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