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直在电话里告诉我：“还是去一趟商丘吧。”那时侯，报社规模最大的一次远赴外地救助队伍已经起程。从小飞刀的第一篇河南商丘市柘城县双庙村艾滋孤儿生存现状诞生起，北青的读者给予了北青本年度最大的回报，在短短几天内，报社的大厅里堆满了从四面八方捐赠过来的衣物、书籍、玩具和生活用品，以及包含北青职工在内的8万多元捐款。大家共同的心愿是想让53个艾滋孤儿过一个象样的新年。这是北青读者的热情，也是他们对北青的信任。远在豫南采访的我却没有机会目睹整个捐赠的场面，但听郑直说，那些捐物十几个保安仅装车就用了半个多小时。其实郑直初始的目的是想让我去做劳力。
从驻马店赶到柘城再和李晨、贾婷汇合，我用去了6个小时，报社的救助车队已离去，救助艾滋孤儿的活动也接近尾声，我们3个人留下来的目的是要把艾滋孤儿的生存状况做一个理性的调查，找出对应的措施。接下来的两天，我见过了“关家之家”的“家长”朱，也见过了孤儿。孤儿们穿着捐助的新衣服，脸上留露出的是纯真的笑容，似乎他们从降生到现在只穿过这一次新衣服。
捐助还在不断涌向“关爱之家”，我们到达时，朱带者4个孩子去商丘参加中央台的一个捐款仪式。朱和4个孩子坐在会议室的一侧小桌前，两台摄象机已经架好了机位，中间的大圆桌安排的是一些官员，因为圆桌和椅子的差距不成比例，官员坐在那里，很难露脸，不得不把两只胳膊搭在桌在上，尽可能的伸头，以免滑溜下去。圆桌的正前方已经站好了一排发言人，介绍时，这排人中要有一人跨出一步含笑向周围示意。中央台带来了一百万，他们把这笔钱委托给了商丘市民政局，并且签定了一个详细的善款发放条款，一位地方官员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将钱全部用在孩子们身上，决不会出现挪用现象。于是，一百万的签字也需弄成甲乙两方代表在隆重而又严肃的气氛中，各自用钢笔在两份合同上交换签名然后握手微笑面对镜头，孩子们对这些大人的事情不甚明白，只是第一次来商丘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跟着只管鼓掌，而朱则一声不吭。
仪式很快结束，因为我的采访事关民政局，刚好局长也在场，倒省去了找他的麻烦。局长说，我对媒体来采访是支持的，柘城的官员想捂这件事，我对他们说，你们能捂多久，捂不住的，还不如痛痛快快地让媒体报道，你们也能得到很多的帮助。局长对朱似乎很不满意，他说，谁同意他办孤儿院的，孤儿院应该由政府来办。我说，那政府办孤儿院了吗？局长说，这个月底，政府出资办的“温馨家园”就要竣工，到时候，孤儿们就可以搬进去了。我说，盖一所孤儿院容易，但维持却要很大的费用，当地政府能长期的坚持下来吗？局长回答说，政府出得起这笔钱，再加上以后的社会捐款，问题不大。我说，是准备靠着这100万吗？局长说，那不会，主要靠政府。我说中央台的捐助条款里说明是资助“关爱之家”的，并没有捐给政府的孤儿院，这笔钱你们会如数给“关爱之家”？局长回答，我们可以让“关爱之家”加入到“温馨家园”，包括朱也让他过来。
我追问，朱愿意加入吗？局长表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他不加入没关系，只要53个孤儿加入进来就行。我关上采访机后，局长神秘地对我说，我和你聊点别的，你别再记录。我心里一笑，心想，你能有什么秘密肯告诉我。局长说，朱早就被国家安全部门盯上了，我们也无权知道，据我了解，朱和海外的一些不明组织有密切联系，你们记者要小心他。我说，他和海外联系什么，他知道什么绝密情报？局长说，这我也不知道了，反正他不是个好人。
后来我和中央电视台一位同来的记者聊起此事，他很无奈的告诉我，这100万他们也实在不知道该交给谁合适，给朱肯定不行，给当地政府也不放心，那帮官员个个都虎视耽耽地盯着100万，后来我们也只好和商丘市达成协议，协议当中每一分钱都要有帐目，到时候我们来检查，如果他们没有履行，我们就根据合同起诉他们。
同时我也了解到，中央电视台的捐助对象是53个孤儿，而非“关爱之家”，那么这里面将来肯定会出现问题，比如，政府让这53个孤儿住进他们的孤儿院，随之100万的使用权就到了政府手里，也就是说，这53个孩子现在成了重要的砝码，仅靠查阅帐目能保证这些钱全部用在孩子身上？我把这个问题给这位记者，他也表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们从商丘一路追到“关爱之家”，朱正在接待几个从外地赶来捐款的热心人，其中一位留下3000元现金就走了，村里的会计只是把他的名字和金额记在一张大红纸上，这也是他们唯一做捐助记录的表示。现在，53个孩子住宿的地方成了参观地，朱会带每个到来的捐助者一一解说，我特意去看了看，拥挤的床上放满了报社送来的玩具，我掀开每个床铺查看小飞刀是否把买来的被褥都铺到了床上，贾婷笑我太多心，我说，希望通过我们确实能改变孩子们的现状，让他们能生活的舒服一点，而不是让这里成为教育基地，让人来这里观景抹泪。
我把政府将要建设孤儿院的计划告诉了朱，并问他是否相信政府这次会彻底改变这里孤儿的现状。朱对此不屑，他说，这是政府在为自己挣面子，并没有真正为孩子着想。我把民政局长的秘密也告诉了朱，朱说，我不知道，但我和海外确实有联系，台湾的杨杰女士给我有捐款，所以经常联系，但她的捐款并不持续，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我问朱，如果政府的孤儿院建成，他是否愿意让这些孩子去，朱说，这要听孩子们的意见。我说，孩子们听你的吗？朱回答说，你问孩子吧。
朱带我看了他即将要新建的孤儿院空地，这是大宝集团捐助10万元让朱建的。我问他，如果你哪天身体出现意外，这么大的孤儿院和一大群孩子怎么办。朱说，我正在物色合适的接班人来替我管理，反正不想交给政府。我问朱，截止到现在，这么多捐款捐物够用多久。朱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但对能用多久没回答。
晚上，当地防止艾滋病办公室一位官员如约到宾馆找我，因为稿子已经发走了，所以我更想多出点时间和他聊聊，这是我的习惯，和一个人长聊，绝对能捕捉到东西，即使对方是一个心里防线异常牢固的人。这一点，我的认识可能和小飞刀有所不同，在这件事上他从骨子里蔑视这帮人，所以他的文章里多少能流露出这种情绪。我来到这里觉得某些东西令我心神不定，我想，这世上虚虚实实地事情太多了，也许永远也没有绝对正确。
我们聊了4个小时，一直到12点。主要内容全部和朱有关，一开始，官员警惕性很强，他先声明晚上是来看往我这个河南老乡的，不谈工作。既然这样，我就看电视，后来他憋不住了，就开始给我和李晨哭诉他们县里的状况，他不经意的说了句“我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申请上国家级贫困县，现在想申请也晚了”。他走后，李晨说，这人说了一晚上，哪句话是真的呀！我说，这句绝对是真话。
官员说，你们能不能和大宝公司说一下，让他们把10万元捐给政府建孤儿院，明天政府的孤儿院就要开工了，我也和朱谈过很多次了，让他带着孤儿搬过来，这样孤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说，我们做不了主，大宝已经把钱给朱了。官员急忙说，没关系，不才给他2万元嘛。我说，你们早干吗去了，现在着急。官员很生气的说，朱这个人也很不老实，他以前得到的捐款远不止这些，但谁知道他把钱怎么用了，台湾过来的钱足可以养活这些孩子，但他总说没钱，谁信呀。我质问官员拿出证据来。官员说，台湾的钱是通过国内的一个地下钱庄汇过来的，还专门有人过来查朱的帐目，我负责接待的。我问官员，有多少钱？官员说，每月5万元。看我不信，官员给了我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说，这是国外的一个慈善机构驻北京的办事处，他们给朱也有捐款，也和台湾有联系，你们可以问一下。
这次谈话，我理解一个意思，当地政府极力想让朱搬过来，因为朱过来，孩子们才愿意过来。朱过来可以安排给他一个位置，但不能当院长，但朱直到现在也不同意。官员的个人分析是，政府的孤儿院各项机制健全，比“关爱之家”的条件好，对孩子有利，如果最后朱还是不同意，就说明他有私心。
我对官员说，其实你们更明白，53个孩子现在是焦点，谁收留了孩子，谁就有利益。官员争辩道，政府不要利益，朱才是那样想的。
回到北京后，我和小飞刀交谈，小飞刀说，朱的初衷是好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青基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难保朱今后在善款的使用上得当。
我以一般身份给那个境外慈善机构驻北京办事处打了电话。机构的名字叫“救世军”，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刚从朱那里回来，从去年开始，他们做了一个“关爱之家”救助计划，每学期给当地60名孤儿每人提供200元的教育经费，连续救助5年，这些钱已经直接提供给当地学校，不经过朱。台湾杨杰女士每月向河南两所民间孤儿院提供总计5万元的捐助，其中一家是“关爱之家”。5万元大约是平分的。
我说有人看过朱的银行汇款，并没有那么多，“救世军”反问我，你能保证他给你看了全部帐目？
“救世军”说，国外的慈善机构救助孤儿一般是要列出计划，对集体而不对个人，按照受助人的需求发放，而不是像现在中国的救助方式，一窝蜂的把钱和物给他们，第一避免善款被挪用，第二，避免受助对象滋生好逸恶劳的思想。
我说，如果我要救助孤儿，我应该把钱捐给谁才放心。“救世军”说，我很难回答你，我不能说，你把钱捐给谁就要出问题。慈善机构是靠信誉的，按照国际慈善机构救助条例，目前中国慈善机构没有足够透明的，也没有完全达到标准的。我反问，你们的机构就能保证完全合理？“救世军”说，我们是严格按照国际惯例执行的，比如我们刚给“关爱之家”送去的棉被，没有给朱，也没有给孩子，是交给当地村委会的，但村委会没有认真执行，我们也没有办法，这牵扯到国家监督机制问题。
想了几天，还是忍不住把自己也弄不清楚的话题变成文字，“我该把钱捐给谁”这句话对自己说了好长时间，这与我的一些采访经历有关，我不知道国际惯例究竟是何物，但我赞成“救世军”提出的两个集中式救助存在的问题，苏明娟上了大学，魏敏芝全家搬到了石家庄居住等等，这些少数的受助名人是幸运的，靠着这种集中式的救助，她们成了名人也彻底改变了命运，也让国内的慈善机构有了成功的范例，但是所有的救助者更希望自己的捐助是辅助性的，而不是让受助者个人或集体一夜间成为令人眼红的范例。
2003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