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是在焦虑中醒来，这种状态是新闻专题部里每个人都有过的，下周的选题、明天的版面、湖南的稿子不知传来没有，21版的图片较弱，美编已经在楼下打N次电话催了。象一场战争。
我就是一名战士。
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无数个选题在呼唤，就象一排敌人在向你挑衅。
甘肃、青海的农民大批的卖血是乐乐提供的选题，她给我的暗访选题一向很准。选题本身是陈旧的话题，河南上蔡的爱滋病村早已名扬，再说农民卖血，反映什么呢？我想，新闻本身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内容，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感性和理性的一面，就象人。
西北上空，鸟瞰，连绵的黄土高原，灰蒙蒙。
兰州的记者小杨对我说，不用暗访，见了老乡，你就明白了，他们希望记者报道。
中午到达了据兰州140公里的连城铝厂，这是甘肃一个营利极好的大型企业，养活了1万多人，旁边的小镇其实就是铝厂家属们的生活区，有了他们，所有能为人服务的行业在这偏远地区一应俱全。
铝厂的职工医院出租了几间房子，供血浆站用，每天都会有从几十公里外开着三轮车来卖血浆的农民，他们一般都要在凌晨出发，赶在7点半前到达，先抽5毫升的血检验，错过时间，就得再等15天的下次。而家里也可能因此半月不能吃油了。
血浆站的抽血设备和检验程度应该还算过关，也使我打消卖血所带来病菌大批传染的怀疑，等待卖血的农民都愿意聊，有的强着往镜头前站，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希望我帮他们呼吁，把血浆的价格提高点，免费提供的粥、馒头、白糖、茶叶不如换成钱给他们，而这些东西是国家规定必须用实物发放的。
血浆站的站长不愿我在此采访，起因是兰州记者小杨报道了他们，他认为给血浆站今后带来不利，我说，既然是公开采血，为何不敢报道，站长说，只要上面批准你采访，我
没意见。后来，当我偷偷跑到采血室拍照时，站长带着一个年轻人终于向我“宣战”了，非让我“说清楚”了再走，相机肯定不能让他们夺去了，我和小杨与他们据理力争，农民大批的围上来，站长怕事情闹大，终于放我们走了。
由于要去采访的村庄在山里，当地的出租车没人愿意去，一直等到晚上8点，小杨的一个亲戚终于答应送我们上山，一辆长安微型汽车。
上山的路比想象的还要差，陡峭的山坡和接连出现的弯道使得长安象一只受惊的猎物，狂吼着也无济于事，只有靠人下车推，才能勉强行进一段，再往下看时，铝厂的灯光星星点点，小杨说，老乡们走到这里看到灯光也就看到了希望。
在此，手机还有微弱的信号，竟然响了，是同事刘红打来的，她问我在何处，我说，在地球上吧，她说注意安全，此后3天，手机就成了一块电子表了。
晚上住在小杨的一个亲戚家，老乡很热情也很朴实，洗脸水都抢着帮你倒，立时要给我们生火做饭，上山前，小杨告诉我有顾虑，担心经常卖血的村民，身体免疫力很低，细菌容易存活，山里没有商店，于是我们买了水、食品，而老乡们的热情令我和小杨为难，无奈，只好违心的以不饿塘塞过去。
对待客人，山里的人不会客套，而却想尽各种方式招待你，老乡拿出女儿出嫁时陪送的新被子，下面铺上一条还未拆封的毛毯，还特意在炕火里加满了柴，那一夜，我睡的格外塌实。
早上醒来，站在一处山坡上，远处的山梁尽是开垦的梯田，直到山谷，偶尔还有断续的山歌传来，这个村子是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交界，界碑是一条将小村一分为二的小道，走到甘肃省境内，村里的一所小学在上课，学校只有12个学生，老师是中专毕业后回来教书的，他说工资有100多元，不用去卖血，我问他，难道除了卖血就不能干点别的吗，老师说，村里有人在外工作的不用卖血，除非全村的人都能走出去，村里有好几代没出过大学生了，因为家里没钱，往往让孩子上到初中就回来了。
在山里3天的采访，耳闻目睹了许多因贫穷而不得不卖血的家庭，陈邦顺一家是最让我触动的，他和妻子在四年中靠卖血供儿子上大学，共计63500元，起初，我听到这个数字真是难以置信，一个贫困山区的大学生怎么能在4年中花费6万多元，况且是父母的血肉钱，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用这种钱时该怎么想，而当老陈拿出他儿子的4年来信，也被老陈称作每一笔钱的帐单时，我的心情只有愤怒，每次来信都会巧立名目的要钱，甚至把每隔几个月要买新衣服和皮鞋也作为要钱的理由，更为严重的，在老陈家邻居那里听说，老陈的儿子交了一个网友，向家里要晚钱后，带着网友坐飞机旅游去了。
4年中，陈邦顺去看过儿子一次，他从青海到西安再回来，总共花了260元，没有在路上买过饭和水，靠着随身背的一袋油馍支撑了4天，儿子对他的到来却极其冷淡，不停的催促他赶紧回去，陈邦顺临走还没忘给儿子留下1000元。
采访时， 老陈的妻子一直在旁边忙碌，她小心翼翼的从带锁的柜子里拿出了6个鸡蛋，在屋中间的炉子上放上铁锅，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油，油象细丝一样从瓶口流出饶锅边转了一圈，黑烟升起，听不到油响，一盘炒鸡蛋摆在我面前，老陈说，吃吧，大老远跑来，没什么好招待的。我始终也没舍得动一口，因为那盘炒鸡蛋是老陈一家过年时才难得一见的。
临走时，老陈一再请求我帮他找儿子，他给了我一个手机号，说是儿子女朋友的，他拨过无数次，但每次都不接或挂断，我回北京后，试着拨这个号码，通了，对方确实是儿子的女朋友，她说早就跟家里联系过，我没告诉她我去过老陈的家，也没让她知道老陈家的情况，我只想让她有空去趟青海。
从老陈家出来翻过两个山头，到了一个乡政府所在地已是傍晚，同在山区，有了政府，就有了另一种景象，乡政府是4层楼，一辆吉普车，精明的人似乎也明白，有干部的地方得有供他们发挥特权的地方，没钱坐“两头挺”，吃点饭的钱总该有吧，于是，周围的饭馆有4个，猜拳行令的声音从饭馆不断传出，饭馆不大，但酒类和菜类齐全，就差鲜活的竹节虾，老板说，生意是靠乡政府支撑的。我问里面正吃的这桌是乡政府的人吗，老板说，乡政府的刚走，这是卫生院的人。我相信，山里的老陈一家是不会来此撮一顿的。
乡政府是靠什么支撑的？我了解到，当地农民每年交的提留款和各种费用多达300多元，如果拖欠不交，乡里就会派人到家里拿粮食抵钱。
离开时，我突然想到哪个诗人的那句什么什么臭，什么什么骨的话。
离开山区时，我留钱给老乡，虽然不多，但足够他们全家用1个月了，但他们没要，我想到了这个结果，但比我想象的态度还要坚定。老乡的一句话令我很伤感，她说，这一走，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还来吗？我说，会的。
路上，小杨说，给钱不是好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咱们的采访能从根本来解决，让国家多来关注他们。
北京的出租车上，司机听了我讲的故事，下车时，说什么不要钱，他说，这钱多买几支笔，多写写那里的事，也算我的一点贡献。
200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