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要改革了，我打定主意要做一线记者，但是方向在“国内部”和“文化部”之间游移。国内部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但是文化部有更多更近的机会接触我喜欢的音乐领域，星文也冲我摇橄榄枝，“来我这儿做娱记吧”。
这个星期的一个小小的场外采访让我做了决定。
周一，A老师又发了一封邮件给我，标题是“A澄清离开《实话实说》的原因”，内容不长，表达了《实话实说》的收视率并不低和对媒体不满的意思。最后还注明了“此为今日新稿，可发表”。
称A为“老师”名正言顺，他现在被北大新闻转播学院聘为讲师，教我们“广播电视新闻研究”。A老师是个很聪明的人，勤于思考和写作。他经常把写的文章发给我，“心性的流泉”、“天堂在你手上”、“美丽与年龄无关”等等，美丽而深刻。我对“奇文共欣赏”一直有着非常喜悦的情绪，由衷感谢肯与我分享文章，分享自己思想和智慧的人。
这次他要离开，而原因需要“澄清”，看起来不像小事儿。我给星文打电话，达成了很明确的观点：客观采访，既不诋毁他，也不做他的传声筒，还要采出新东西。
采访的电话持续了1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的采访开始之前我说：“那我现在开始采访了啊”。最后，A老师要求“稿子写好之后让我看一下，我的文字能力比我的语言能力强得多”。
我愣了一下，但是想想这大概是他保护自己的人之常情，答应了。
稿子用了问答的形式，以显示采访的客观和真实。其中A老师为节目的“不幽默”辩解了三个理由，基本意思是节目组的策划和编辑们没有幽默的意识，以及他对节目组没有实行“主持人核心制”的反对。言语之间流露出不少对《实话实说》节目组，以及自己没有实权的严重不满。
这样的言辞可能会得罪人，我将A老师的措辞和语气纪录得和缓了很多，将“严重不满”修改成“稍有不满”，同时对稿子内容的忠实公正很有信心，相信A老师的改动不会太大，于是给他和星文同时发了过去。晚上快十一点，A老师短信过来：稿子改好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同行的老师把稿子改得面目全非，不但修改了自己的回答，甚至将我的12个问题中的9个也全部“改头换面”，自己顺着自己的问题回答。在老师的改稿中，“我”问出这样的问题：“读您的文字，感觉您特别幽默，您怎么看待有人评价您在《实话实说》中不够幽默的观点？”借着这个问题，老师回答：“.....我要说的是，幽默并不是《实话实说》的全部意义，它不过是崔版《实话实说》的一个特点”；
而我原本的问题非常简单：“你觉得自己是个幽默的人么？”他回答说：“当然是”。
在老师的稿子中，“我”还问到：“你可以选择《实话实说》，放弃《非常接触》”。老师回答：“《实话实说》没我，收视率一样不会低。《非常接触》没我，基本是死路一条。我不能见死不救，却去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可是我根本没有问过任何关于《非常接触》的问题。
在老师的改稿里，我成了一个貌似尖锐的“走狗”，不停地给被采访者递砖，最后把被采访者高高地捧到天上。我半开玩笑地向老师表达了不愿做走狗的想法，他则让我“把走狗的问答去掉”。真这样的话，我的稿子就会只剩导语。
看来我们对“走狗”的定义也不同。我往编辑身上推：“已经发给编辑了”，老师急了，很严厉地说：“你都发了，还让我改什么？要是这个稿子发出去，明天那帮工作人员饭碗都得丢了！” 我撒谎说，因为太晚了，我等不到他的改稿，编辑一再催促，所以只好发了，现在已经签了。
老师是个有办法的人，说马上找另一家媒体明天发他的改稿。
我仍然矛盾得很，又给星文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把对于“不幽默的辩解”删掉，或者干脆别发了，没想到被他一顿臭骂：“你怎么这样，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我把标题都做在这上面了。一开始就告诉你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这么点儿事儿就顶不住了，还想当个好记者！”
我有点儿两面不是人。
稿子第二天见报了，我从早上就惴惴的，不停上网查询刷新，这条新闻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对于读者来说，这并不是一条爆炸新闻。
本来就不是，没有几个人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显赫重要。
星文打了个电话给我，他了解我的性格，也理解我的难处，“你看，娱乐记者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我只有叹气。
昨天终于在网上搜着了3条对那篇新闻的留言，其中两条是支持A老师的，我赶忙复制下来发给他。但是他一直没有再理我。
刚才看到《重庆晚报》9个小时前的稿子“A分身乏术 将离《实话实说》”，果然是A老师的改稿，果然只剩了导语，这是相同的地方，我的一字没变的导语。
我想象不到自己做娱记会是什么样，我其实也不了解娱乐记者的真正含义。我也没有强硬到可以六亲不认。娱记我做不了啦，但记住了星文的话，做一名好记者一定要“顶得住”。
2005年4月8日
另：今天在郑直的网站上读了gee的《怀念我的记者生涯》，和郑直以及其他同事前辈采编生涯的文章，读着这个有着“理想者之家”意味的网站上的这一群人，感受着他们追求理想的内心动力，我专注下来了，至少要给自己的记者生涯留下些可值得回忆的东西，我想这应该是最低的要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