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狱离你有多远
《狱中的白领－－知识女犯》自序
（一）
一群因为罪恶而集中在一起的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我当初走进监狱采访最想了解并希望能讲述给读者的。
第一次走进监狱采访，我去的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监狱。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政法记者，这之前我曾无数次面对各色犯罪嫌疑人，杀人、诈骗、抢劫、贩毒……各种犯罪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
但是，当我第一次走进监狱，看到迎面走来的一群身着囚服的罪犯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种紧张。虽然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虽然在队伍的前后左右，各有一名配戴警械具的管教民警；虽然陪同我采访的，除了监狱管理局负责对外宣传的官员、监狱教育科的民警，还有每天跟罪犯打交道的分监区长！
我不敢抬眼正视面前的这支队伍。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那支队伍中射出的与众不同的目光。那种目光在我多次走进监狱采访之后，至今也不敢正眼面对，那目光足以让每一个初次走进监狱的人产生恐惧。
很长时间，我无法准确地描述那目光。但是那目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我知道那目光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恐惧。可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奇特的目光？那种类似野人，充满饥渴，象捕捉猎物一样而又不属于凶狠的目光，我想只有狱中服刑的罪犯才会有。
正是那种在生活常态下无法见到的目光，成为了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坚持深入大墙采访的最初动力。因为在那奇特的、罕见的目光中，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值得探究甚至可以说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仿佛在刹那之间，我突然明白了监狱的神秘之所在。我明白了在那堵5米多高的围墙电网之中，生活着一群因为失去了自由才对自由格外向往的人。
（二）
一位监狱管教对我说，监狱关押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天生就坏，不管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都会犯罪。比如那些多次进宫的小偷小摸、拦路抢劫、诈骗惯犯、吸毒贩毒等等，这些人是真正的社会渣滓；另一种人他们本质并不很坏，但是做了一件错事而触犯了法律，或者为钱，或者为感情，或者为义气……
这位管教还说，根据多年的管教经验，他认为真正属于第一类的罪犯为数并不很多，那么更多的则是第二类：好人做了坏事。
在许多人的理念里，监狱是一个与己无关的地方，因为那里关押的是“坏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归为“坏人”一类，更不会有人愿意把自己和监狱联系起来。这样的理念在我深入大墙采访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存在于我的脑际。我甚至以为监狱是一个刑罚执行机关，被送进监狱的人，一定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心理缺陷和道德缺陷，真正干净完整的人是不会被送进监狱的。
然而，在采访了众多的罪犯，尤其是采访了一些知识罪犯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的采访对象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恶劣”，他们的言行举止经常使我忘记了他们的罪犯身份。不少人是因为一个念头、一种冲动、一点欲望而错了分寸，而那些念头冲动和欲望，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产生的。我想起《犯罪心理学》教科书中的一个结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犯罪倾向。而我在采访中发现，更多的人之所以进了监狱，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本性中所存有的劣根性。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因为太多的人对法律的无知和无视。因为无知而无视，甚至有知而忽视，于是放纵了骨子里的“劣根”，稀里糊涂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之后才知道法律原来是这么严厉和没有商量。
当我听到不止一名罪犯对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送进监狱”的时候，我突然感到，监狱距离每个人其实并不遥远。人生与监狱只有一步之遥，一墙之隔。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事实在太多，而太多的人在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对法律的严厉几乎是没有感觉的。
监狱距离每个人都很近。谁都难以保证自己永远不进监狱，因为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生存竞争，无形之中拉近了人与监狱的距离。
（三）
我始终认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做错事，不走错路。对于做错了事，走错了路的人，法律只不过是一个界限。超过了界限，便触犯了法律，就被送进了监狱。没有超过界限的人，并不说明他没有错过，区别只在于他没有触及法律，或者说他的过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所以，监狱里关押着的，是一群走错了路，做错了事，触犯了法律的人，他们被称为罪犯。他们所做的事，于法不容，有的甚至罪大恶极，但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身上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更不能说明他们的良心完全泯灭。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满怀悔改，真心想重新做人的。
一名女犯曾经给我写过这样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只有进过监狱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我们这些在世人眼里罪大恶极的人。我们后悔，非常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但是我们无法也无力挽回，那是我们内心深处永远不愿意企及的疼痛。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生活给我们机会，我相信所有杀过人犯过罪的人，都会希望有机会给受害人补偿。进过监狱的人所具有的那份赎罪之心，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更谈不上理解的。”
这名女犯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伙同男友抢劫出租车，她被判处无期徒刑。本质上说，她并不是一个天生就坏的女孩儿，但是她却做了一件天理不容的事：他们不仅抢劫而且把出租司机活活打死了。
与这名女犯有着类似“赎罪之心”的罪犯并不少见。
由此我发现，监狱中有一部分罪犯虽然犯了罪，但是他们的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为当初自己的犯罪行为深感后悔。带着赎罪的心理，他们在狱中接受改造。在狱中，他们人性善良的一面因为监狱管教的努力加上他们对自己罪恶的反思而被唤起。虽然他们曾经作恶，但是他们却也向往美好。或许可以说，他们比生活常态下的普通人更懂得珍惜。他们珍惜生活，对自由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刻而切实的理解。因为他们曾经失去过，曾经错过，甚至罪恶滔天过。
这是我在采访过程非常真切的感受。我希望把这种感受传达给读者。我希望自己能够把狱中服刑的罪犯们最最人性，最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告诉读者。我希望读者能够像我一样，从心里消除对曾经做过错事的人的盲目歧视。我更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给他们改正自己的机会。因为从基本的价值观念来说，多一名罪犯转变成“好”人，社会上就等于少一名罪犯。少一名罪犯，我们的生活就多一分稳定和安宁。
（四）
作为报纸记者，当我的文章见诸报端之后，我常常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无论怎么说，报纸的容量总有它特定的限制。这种感觉尤其是在我走进监狱，专事写作“大墙”报道之后，更为强烈。于是，我开始尝试将我所采写的内容写作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写给我所供职的报纸的，那是我的工作；另外一个版本是写给自己的，我要面对自己，把所有的见闻感受完全彻底的表达出来。
很快我便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当我的报道见诸报端之后，我会尽快的把自己想说又没有说出的东西彻底整理。这个整理的过程，曾经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快感，甚至可以说是享受。我想，大概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是“肆无忌惮”，心里没有约束的。一方面填补了我在报纸上由于版面的限制而不得不割舍的极想表达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可以完全敞开自己，把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悲、所喜、所疑、所惑……所有的东西尽情表达。
那真是一种少有的痛快体验。因此，每当我完成一件采访，我便可以拥有两次特别的享受。第一次享受是在报道见报之后。几乎在我的每篇报道见报后的第一个星期，报社的热线便当即反映出读者的关注和热心。读者的强烈反响，曾经给予我这个自以为很敬业的记者以无与伦比的职业享受。第二次享受便是每次我做完上述的整理之后。每次整理完毕，我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从心里生出一种轻松，那种轻松真的让我有种类似体验成就的美妙。我想，这第二次享受应该是我独有的，是我比报道其他领域的记者多出来的一次享受。
因为有了这第二次的享受，所以也就有了《我和罪犯面对面》这套系列纪实作品。
首先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狱中的白领——知识女犯》，可以算作我进入监狱采访早期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或者也可以说是我整个写作的
“初级阶段”。所谓初级阶段，不过是我给自己作品的种种缺陷、不足和漏洞寻找的一种借口。因为在一般人眼里，初级阶段是发展中的阶段，是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经之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的过程。
（五）
我想我是一个职业记者，一个不急功近利的职业记者。我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从事政法新闻的报道。10年的时间，我每天奔波于公、检、法、司几乎全部政法系统。我从“跑公安口”起步，从整天夜半三更跟随公安警察蹲守办案抓捕犯罪嫌疑人开始，采访了成千上万名罪犯从作恶被抓，检察院公诉，法院审理最终判决，我亲眼目睹并跟踪采访了这些罪犯被送进监狱，以及他们在狱中接受教育改造，最后刑满出狱的全过程。同时我也亲身体验了并了解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宁，而几乎牺牲了个体生活的人民警察。
作为记者，我在领域的资质状态让我深感自豪。因为，我曾付出一般记者所无法想象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我所克服的恐惧危险和压力也是其他记者甚至一般的政法记者也无法想象的。
我所跟踪采访过的罪犯数以千计，每天见诸“北京青年报”的我所写新闻报道真实地展示了我的奔波，而我所整理并留存的百余本《采访笔记》和《手记》，则全面记录了我这多年来，采访这一特殊领域所经历的各种体验，所品味的各种滋味，还有所获得的各种细节。我的脑海里充满了一般人的想像所无法企及的生活真实，那是我10年的苦心积累。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是北京青年报给了我成为一名职业政法记者的机会。
我感谢北京市整个政法系统对我的支持，特别要感谢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成为北京青年报与该局合作开办的“大墙内外”专版编辑和记者。于是无论酷暑严寒，我在该局新闻中心许秀昌先生的陪同下，往返出没于北京市的各个监狱。正是因为有了该局朱建华局长、刘煜政委、郭际唐副局长，以及郑兆霖处长等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厚爱，我成了北京市进入监狱系统采访唯一的
“免检”记者。
于是便有了我今天的作品。
我更要感谢的是作家出版社。 老师和朱燕编辑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太多的辛苦，客气的话我不再多说。
刘晓玲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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