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太太，她在世界上两个最亲的人都先后进了监狱：老伴和儿子。这个线索是我在采访北京监狱管理局组织的第一届罪犯运动会上得到的信息。

　　因为运动会本市所有监狱都参加，所以该局特别批准有关的监狱安排几对在不同监狱服刑的亲人见面，以体现我国监狱对罪犯的人文关怀。

　　于是我看到了同在狱中服刑的一对父子的见面。

　　采访儿子的时候，我突然生出一种渴望：非常想见那位母亲。我知道，当时所有记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对父子身上，很少有人想到那位父亲的老伴、儿子的母亲。两个最亲的人都进了监狱，在日常生活中实在不是一件太常见的事。我觉得，那位母亲的生存状况和情感状态，应该是许多人关心并希望了解的。只要那位母亲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肯定能出一篇即可读又煽情的文章，我当时真的这样想。

　　所以当所有记者采访完那个儿子的时候，我把他叫到了一边。我对他说：我想见见你母亲，行不行？儿子说：我没意见，但我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同意。我说你能不能把你母亲的电话给我，我跟她老人家联系。或者方便的时候，你先跟她打个招呼，然后我再跟她联系。儿子当即同意，并答应给母亲打电话。

　　几天之后，我按照儿子给我的电话打了无数遍，却总是没有人接。于是我又把电话打到监狱，让监狱的管教队长再帮我核实一下，电话号码是不是记错了。

　　管教回说没错，他前几天还给家里打电话了，就是那个号码。

　　我不由得想，一定是儿子跟她说了记者想采访，老人家不愿意，她家里的电话带有来电显示，她知道我会在那样一个时段给她打电话，所以她不接陌生电话。这可能是老人的一种拒绝。

　　那一周我的心情比较郁闷。因为在我采访的那么多大墙内外的对象中，我觉得像这位母亲的遭遇是非常少见的。坦率说，我很想了解那位老人，了解她所经历的一切。

　　于是我又找到监狱管教，我问管教母亲是否常去监狱探视儿子？监狱管教说：老太太每个月都来，风雨无阻。

　　于是我让监狱的管教帮我做老太太的工作。我说：我只是想见见老人，她如果不愿意报道，我可以不写。

　　很快，管教给我回话，说老太太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是她亲口跟儿子在电话中说的。

　　得到了这样的回话，我感到有点意外。应该说这是我非常希望的一种结果，可是说不出为什么，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不舒服，甚至可以说很难过。因为直觉上我觉得老人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转变的，她不愿意接受我采访其实我从好几件事情上都得到了验证。

　　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那种感觉非常不好。我想，老太太不愿意见我是正常的，她之所以同意见我会不会迫于狱方的压力？倒不是说监狱会强迫她，而是监狱跟她一商量，老太太抹不开面子。觉得儿子在人家的手上，拒绝了怕得罪管教队长？

　　不见老人我有点不甘心，但以这样的途径去见老人，我又觉得自己非常小人。带着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我来到了监狱，在那位母亲探监的当天。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下午，呼啸的北风吹得人想哭。

　　我走进监狱接见室的时候，母亲正跟儿子隔着玻璃拿着听筒说话。我看到母子二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丝毫没有想像中的愁苦和悲伤。
我再次问管教：他母亲真的同意我采访吗？

　　管教说：是。跟她说好了，我一会儿先让母亲进来跟您谈。然后我再把因为采访耽误的接见时间给他们补上。老太太不容易，这么冷的天，让他们多聊会儿。

　　我知道打断母子的交谈非常不好，但我又实在担心母亲在跟儿子说完了话之后，会急着回家而对我心不在焉。

　　于是，我同意了管教的安排。

　　我的采访被安排在一间久置不用，据说是原来供外籍罪犯探视的接见室。

　　当那位母亲跟在管教队长身后走进接见室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的笑容很牵强。老人看上去不属于特别开朗的人，但是她却极力表现开朗。不等管教队长介绍，她主动向招呼：“您就是记者吧？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管教队长跟我一说，我一听，好事！”她对我说，同时向我礼节 的伸出了右手。

　　我朝老人笑笑，又点点头。

　　我们几乎在同时各自坐下。我想我应该替自己做些解释，至少我觉得我应该说明一下自己。老人望着我，脸上带着程序式的笑。

　　“我同意您来采访我，但是我不希望您把我们家的事登在报纸上。”依然不等我开口。她又说 ：“因为他们父子俩的事我们周围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你们北京青年报的发行量又那么大 ，我怕登了以后人家都知道了，我们不好生活了。人都是讲脸面的，我儿子跟我说您很想见我，我想我正在潜心研究佛教，有机会跟您谈谈佛教，也是很好的事。”

　　我说：我只是很想见见您，希望能做一些对您有益的事。您要不同意我肯定不会登报纸的。

　　那次所谓的采访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基本都是老太太都在讲佛教，可谓夸夸其谈，根本就不给我插话的机会。她很不愿意提及那父子俩的案件，更不愿意跟我说那件事对她生活和生命的影响。她讲佛的时候似乎充满快乐。

　　但是，突然她哽咽了，在那样一刹那。那一刹那我问了一句她老伴的在狱中的情绪。她说，老伴在监狱不服改造，她对老伴说：“你在狱中好好的，最重要的是要保重身体，争取早点出来 。”说到 “我在外边一定等你出来”的时候，老人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老人是脆弱的。她没法不脆弱。

　　半个小时的采访中，老人几乎回避我提的所有问题。但在那一刹那她遭遇了我。

　　我想，她之所以回避并不一定是在回避我，是当时的环境不适合她放松：因为在场的除了我之外，还有监狱局和监狱陪同我采访的教育科民警、管教大队长等共计四五个人。在那么多人面前老人家何以放松何以流泪？！

　　于是我把自己的名片拿出来，把手机号码写上。我对老太太说：“今天太冷了，我不想耽误您过多的时间。我知道这么远的路，您来一次不容易，一会儿管教会把我耽误您的接见时间给补上，您可以接着跟儿子再说一会儿话。我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去您的家里看看。”

　　老太太很认真地算了一下自己的日程安排，说：“可以。但是这个月我没有时间，等下个月再说吧。”

　　此后，我信守我对老人的承诺：没有发稿。

　　我想，这件事多半就这么过去了。老太太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再跟我联系了，因为她已经明确表示的自己的态度。

　　我把这次采访经历写在了我的采访手记里，而那本手记我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一个字。

　　然而事情再次出乎我的意料：一周之后，老太太却真的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对我说：“您不是想到我家里来看看吗？我今天明天两天没有什么事，您要愿意我欢迎您来。”

　　我喜出望外。老太太给我打来电话的当天下午便来到了她的家里。

　　老人殷勤地到小区的大门口来接我，虽然我极力拒绝并告诉她我能找到她的家。但是她还是跑下楼来。

　　看到老人身上穿的睡裤，我突然明白：我到达的时间老人应该正睡午觉。我开始为自己这个时间的来访感到后悔，因为打扰一位老人规律的生活，我一向认为是罪过。可是接到老人电话的时候我太兴奋太忘乎所以，真的忘了问一句：“您要睡午觉吗？”

　　我跟在老人的身后上楼梯。很难想像一个那样瘦弱的老太太爬起楼来竟然是那么轻盈敏捷。

　　当我迈步老人房门的时候，老人说之所以同意接触我，是因为她第一次见了我之后，感觉我很善良，她说她愿意跟我说说她自己的事。她觉得无论如何我都会善意的帮助她以及她的全家，反正我不会毁坏她的。佛教的说法是我有佛根，信佛的人一看就知道我天生是个行善的人。

　　我听老人讲话，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老人带着我在她的屋里转了转说：这本是三室一厅的房子，周未孩子们过来正好住。可现在他们爷俩都不在了，就剩我一个人带着个小孙子，所以把房间打开变成了一间客厅。这样显得宽敞。

　　我没想到老人会这样直奔主题，主动提及父子俩。

　　我依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人把我带进她的卧室，我看到柜子里端端正正地供着一尊佛像。佛像前边三根燃着的香，让人明显感觉到一种只有庙里才能感到的一种凄冷。

　　“送您一只佛吧，都是我亲自请来的。”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只金黄色的小佛像递给我。

　　我想我真是一个不懂宗教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我居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拒绝。

　　但是我没敢拒绝。

　　我觉得我当时是带着非常虔诚的心态收起了小佛。然后跟着老太太走进客厅的沙发前坐下。

　　“我还有一点私心，就是我看您跟监狱里的领导都关系特别熟，没准将来我们有什么事需要您帮忙。”老太太的坦率令我震惊。

　　信佛的人还能如此功利？我知道佛只不过是老人面对灾难时寻找的临时寄托和力量源泉。

　　那天下午，老人跟我讲了她的遭遇的一切。她跟我讲在老伴进了监狱，紧接着又听到儿子被抓之后，她一个人离开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独自来到京郊的庙里度过的那些个日日夜夜。

　　那骤然间的空白只有她自己能够体验。

　　老人的泪不多，可是我的心酸楚到了极点。

　　走出老人家门的时候，老人对我说：“您要觉得有价值，您就写吧。我知道这是您的工作，您也不容易。为了找我这样一个老太太，冒着那么大冷的天去那么远的监狱。只是我有一个要求，您尽量不要写我的儿子。不要涉及我的儿子。”

　　我当时真想对老人说：“我不写了，您的故事我不写了。”可是我没法说，没法说是因为我做不到。
　
　　我是真心的，不想再给老人原本凄苦的生活增添凉意。

　　可是我又真的没有时间了。我版面的刊期不允许我再做别的采访。

　　文章见报当天，老人拨通了我的手机：“我儿子说文章还是给他带来影响了。同一监狱的犯人都知道写的是他们父子俩。我知道您已经很尽力了，没关系，谢谢您。”

　　老太太没等我说话便挂断了手机。

　　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简直透不过气来。

　　我真的不想乘人之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