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安排，我负责《大墙内外》（以下简称"大墙"）版的采编工作。这样我的采访范围便圈定在了监狱。凡是与监狱有关的人和事都是我的"视"力范围。说起来，监狱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地方，之所以神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知之甚少，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关押着的都是犯了罪的人。
坦率说，在做这个版之前，我从未去过监狱，也没有关心过监狱。一个平常的想法，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我是不可能想到要去监狱看看的。我甚至对监狱没有太强的好奇心。我没有想过要关注这个特殊的地方，更没有想过要关注那里生活的群体。
我想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所谓职业记者，就是不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工作。早在北京青年报《法治周刊》创刊之初，报社的领导就产生过关注监狱的想法，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际操作出来。去年五月，《法治周刊》再行改版，报社领导再次提出应当关注监狱的想法。于是我便成为一名专门报道监狱生活的记者。
工作本身带给我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领域没有利益，有的只是辛苦和危险，如同所有政法记者所面对的。除了领域的新鲜，我觉得没有别的更吸引人的地方。
应该说，在记者行业里，政法记者是最清苦的一个类。而在政法记者类里，跑监狱的记者就更加清苦。监狱都远离市区，最近的乘车也需要一个小时，远的则需要几个小时。而有很多采访都不是一次往返可以完成的。
当然这些相对说来不足挂齿。
我觉得最难的是，让那些犯了罪的人打开心扉。我的采访对象都是一些犯过错，走错路的人。客观上说，没有人能够保证一生不走错路，不做错事。进了监狱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曾经走错路做错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一辈子都错。可是在普通人的眼里，进监狱坐大牢的人都是"动物凶猛"可怕至极。社会本身给这些曾经错了的人带上了一种无形的标记，人们远离他们，歧视他们，惧怕他们。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够宽容，以至于这些曾经做错过事走错过路的人，全都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害怕人们知道他们所犯的罪，害怕人们用有色的眼睛去看待他们。
于是监狱充满了神秘色彩，在监狱服刑的人也便成了人们眼中的"另类"。
而这些"另类"人的生存状态，又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这种状态下，我们开设了《罪犯故事》专栏。我试图通过这个专栏的每一篇报道，让人们了解犯罪，了解人的本性，了解那些曾经犯了罪的人其实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同时，让普通的人从他们的犯罪中汲取教训，从而获得一种警示。
然而采访报道罪犯故事，我感觉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犯了罪的人，心里都有阴影。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对人的不信任。打开他们，是我觉得最困难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监狱采访的经历。当时监狱安排，我要采访的一名男犯，因为杀人罪被判处死缓。那名男犯在见到我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您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怕？
虽然我当时的状态没有这名男犯说的那么严重，但是的确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在采访之前，管教特别提醒我说："尽量不要提案情，不要刺激他"。可是我当时最想知道的是案情和他在狱中的感受，但是我不敢提问，生怕提问不好影响了监狱的改造秩序，那种心里感受我至今也说不清楚，总觉得有种障碍。
那次采访，几乎是任罪犯和管教对我说，他们说什么我都觉得新鲜，但是，我始终觉得有种我很想要的东西而我又没有得到。
那名男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个子不高，有点瘦弱。若不是他那怪异的眼神，表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曾经杀过人，把他的女朋友杀了。
管教队长告诉我，在狱中的人，最不愿意人们提起他的案件。有很多在一起服刑十多年的人，彼此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进了监狱，因为监规有规定，不允许罪犯之间说案情。更重要的是，犯罪给他们心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阴影。他们都不愿意提过去。因为过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污点，意味着罪恶。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污点展示给别人看。一名女犯参与抢劫一辆出租车并杀害了司机，她被判处无期徒刑。采访她的时候，我试图了解她最真实的一面，但是她怎么都不愿意说。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您和我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的人。尽管（您）在强调理解我们，可是这种经历、感觉是无法理解的。……我知道您是想开启我们，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和关心，但是您别费劲了。因为让我们向您这样身份的人打开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和您之间的距离，我们有自知之明。您不像其他的记者那样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来采访，我们已经很知足了。但是让我们完全向您敞开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有人向你敞开心扉了，那也只是一条缝。没有人愿意把自己脱光了展示给别人看，尤其是我们这些有污点的人。"
刘记者：我真的有些后悔让你来写我了。有的时候，记者是一种很残忍的职业。（请原谅我的错（措）词）。当一块慢慢愈合的伤痛又被人揭开的时候，而且是一层又一层，真的很痛。
对于我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说能否坦诚地与你们交流，说心里话也许永远都不能。上一次你来采访我，让我难过了好一阵。那张报纸我常拿出来读，而我的同学看后竟哭得不能自抑，母亲伤心了许多天。当这些事过去之后，他们能来监狱看我，说明他们已经原谅我了，何必再去触摸他们或我们的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神经呢�"
这封信让我想了很多。因为她说出了她真实的心态和感受。但同时这封信也让我感受到：其实犯了罪的人更需要人们的关注，他们的内心更加脆弱。
捕捉新闻事件，获取新闻事实责无旁贷，但是我觉得，职业良心、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对于一名政法记者来说也同样重要。
在一次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新闻线索：北京市某监狱服刑的一名男犯，18年前因为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8年后因为他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即将刑满出狱。可是他的父亲拒绝接受他，不允许他回家。记者的职业感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闻。于是我向有关的管理部门提出请求，要求采访并报道这名罪犯的故事。
经有关部门征求这名男犯的意见，我的采访被如期安排。因为这名男犯良好的配合，我的采访非常顺利。然而写稿的时候，我却陷入了一种相当困难的职业矛盾中。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的职责是捕捉新闻，把新闻事件告诉读者，让读者在新闻事件中感悟生活。但是我不能不考虑我的采访对象，我不能不考虑我的报道会给我的采访对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名男犯在他尚未成年的时候，杀死了妹妹，他作案的动机就是因为他觉得父母亲对他的严厉是因为妹妹，他说他是想夺回父母的爱才杀死妹妹的。
客观上说，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同时又是一个家庭教育出现了极度问题的案例。
儿子少不更事，虽然他的行为，使得本来一家美满的生活彻底改变。然而，儿子如何就做出了这样的极端的事情？！他作案的客观背景和社会原因是什么？！
客观上说，儿子做出了这样出格的事，作为父母亲不可能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儿子还小，还没有成年，家庭教育如果没有问题，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事件。某种程度上家庭教育可能出现了极大的偏颇。而在我采访儿子的时候，儿子不止一次的对我说：他当时非常厌倦回家，只要不回家怎么都行。甚至在到了公安局看守所之后，他还天真的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去处而暗自庆幸：这下可以远离家了。
面对这样的事实：一对老人，一夜之间失去一双儿子。儿子杀死了女儿，女儿死了，儿子进了监狱。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本来是多么美满的一个四口之家啊！他们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惨案？！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记者，我该如何去说他们家庭教育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他们自己的行为出现了怎样的错误？！谴责他们对子女教育的失败？！
最让我感到困难的是，18年来这位父亲一直不原谅儿子。平时母亲去狱中探视儿子都不能跟父亲说，只能偷偷地去做。而在儿子即将出狱的时候，这位父亲再一次陷入一种极度痛苦的状态中。18年前那种滴血的伤痛再次刺激着这位老人。我知道老人在那件惨案发生后，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的自责中，他始终觉得自己无颜见人，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误。
我想，我能做的，应该是如何帮助这个儿子回到父母亲的身边，让这位满目疮痍的家庭重新恢复些许温暖。因为刑满释放的儿子需要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年迈的父母亲也需要儿子的照顾。我不能单纯的从新闻技术的需要出发，残酷的去揭老人本来就滴血的伤疤。
思虑再三，我决定隐去所有可能诱发父子之间矛盾冲突、不利弥和父子关系的细节。第一篇报道以《父亲，求您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为题，刊登了18年来儿子写给父亲的第一封信，同时我写了一篇长长的编者按。文章见报的当天，我到监狱去采访采访第二天就要出狱的儿子。采访之前，我听狱方有关人员说，父母已答应来接儿子出狱，因身体不好，家人担心路途太远，让老人在家里等……我的第二篇报道，以《18年血脉亲情今续接》为题，报道了这对父子以及这个家庭新生活的良好开端。
我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那位父亲读了我的第一篇报道之后，一个人呆坐屋里哭了很久。然后他对家人说要去狱中接儿子出狱……
那位母亲对我说：对不起刘记者，没有能让你写成一篇完整的报道很抱歉。我们全家会永远地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从新闻技术的操作来说这篇报道有许多的缺陷，以至于众多媒体看了我的报道之后，纷纷找我联系，因为他们看出了我报道中的一系列"漏洞"，一系列我没有做"足"的余地，一名电视台的记者在我的文章和那封信上划了许多线……
这篇报道可以说是我从业以来感觉最遗憾的一篇报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无法把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感悟，还有自己的思考客观地写出来，而面对一个新闻事件而不能穷尽、不能给读者最大限度的满足是新闻工作者之大忌。
有人对我说：你因为一个家庭的顾全，而不惜牺牲数十万读者的利益。如此好的一个新闻事件处理成这样，太遗憾了。
像这样的矛盾在我操作"大墙内外"版的时候，经常遇到。我常想，作为一名记者，尤其是一名政法记者，我该怎样去处理新闻技术和人文关怀的矛盾？我该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接口，做到两全？我该不该去"利用"个人的伤痛去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仅就这件事来讲，如果单纯的做新闻，我可以写出一篇让所有读者落泪的好文章。但是这个家庭呢？出狱的儿子将来要工作，如果满大街的人都知道他曾经因为杀了自己的亲妹妹而坐过18年的大牢，人们会怎样看待他？他的生活将会是种什么样子？
我想，之所以我会产生如此多的顾虑，除了我的职业德行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现今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宽容的社会。
政法记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和一定的政策水平。必须具备极强的识别能力和分辩能力
监狱里另外可以报道的一个侧面是管教工作--我们国家监狱的文明管理。而这又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它要求记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和一定的政策水平。
我觉得，一名政法记者除了具有一种与人为善的职业良心和职业德行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就是对真假的分辩能力。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经常是社会的阴暗，我们不需要带着有色的眼睛去看待这些人，但是适当的警惕一定要有。
一名监狱管教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罪犯就是罪犯，不管他因为什么到了监狱，他自己肯定是有问题的。法律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冤枉一个人。"他还说"在监狱里服刑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天生就坏，属于品质问题，比如那些地痞流氓，多次进'宫'的惯犯。还有就是好人做了一件坏事。这种人平时不坏，但是做了一件令法律不容的事。两种人各有各的问题，哪怕是个性的问题也是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人就到不了监狱。"这位管教说这是他多年管教经验告诉他的。他说刚跟罪犯接触的时候，他也觉得那些服刑人员都不坏，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们有的人还挺"冤枉"。但是经过几年的工作，他跟各色罪犯打交道，慢慢地他明白了，到了监狱的人肯定都有一定的问题。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感到这位管教的话不无道理。我想，罪犯这个特殊的群体，有其特殊的一面。他们的人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的，他们的人格也是有着各式各样的缺损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品格德行与一般的人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他们面对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能否说出自己的罪恶以及自己对罪恶的反思，或者说他们能否如实地向记者叙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
曾经我采访过一名女犯。这名女犯是因为经济类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刚刚入狱不久。应该说这名女犯是狱方给我推荐的，有关人员说虽然她入狱时间不长，但是认罪服法，接受教育改造态度比较好。我采访这名女犯的时候，她几乎有问必答，给我的感觉：她坦率、直白，不耍小心眼。我甚至觉得她的犯罪，真的是因为对法律的无知，稀里糊涂地犯了罪，我甚至有点同情她。她对我说，她的一位老领导害了她。那位领导曾经帮助过她，这次她是为了帮助这位老领导，而在一种不知内情的情况下就犯了罪。结果自己被判了刑，而那位老领导却没事一身轻。她还对我说，她入狱以后，曾经的一位男友也远离她，独自去了国外……当时，我几乎真的以为这名女犯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自己不小心才进了监狱，其实她人并不坏。
然而，当我采访完之后整理稿件时，我突然发现许多细节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又要求狱方我安排和这名女犯相熟的服刑人员再行采访。很快我便核对清楚：这名女犯跟我说的所谓老领导，还有那位所谓的男友其实是同一个人。那个男人和她一起做生意，一个在岸上（那个男人在某国家职能部门工作），一个在海里（女犯入狱前的已经辞职下海）。两个人里应外合，把国家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最后两人双双同时入狱。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几乎不能想像，看上去那么可信的一个人竟然能够撒下如此弥天大谎，而且当着监狱管教的面！而且她已经被判了刑，她再怎样伪装自己也不能改变法律对她已做的判决，她为什么要撒谎呢？这个问题一般的人可能不会理解，可作为一名政法记者就必须明白：人都有一种开脱自己，美化自己的天性。许多罪犯都会有意无意的为自己开脱。淡化自己的罪恶，避重就轻，强调自己犯罪的客观原因，这几乎是罪犯共同采取的一种姿态。
试想，如果我把这名女犯的话信以为真，如果我不去核实事实，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所以我认为，一名政法记者必须具备极强的识别能力和分辩能力，要从采访对象的叙述中分出真的，剔除假的，同时要想尽办法进行真实的基本判断，多方核实。人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动物，而犯过罪的人比一般的人更为复杂。政法记者必须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状态中识别真伪。
200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