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刺激我的灵魂

　　那个冬天我总是在夜里七八点钟去等302，无论是风大的时候还是下雪或者晴天，我都要在和平街北口下车然后走三四站地回学校，路并不很长，但是那种漂泊感挥之不去，永远是一个过客，灯红酒绿，车来车往，我像一只永远旁观世界的石头，我改变不了周围，周围也无法将我包容。

　　这种感觉并不是从我报考北京青年报后开始的，它是我大学状态的延续。在大学里我也参与各种活动，但我对我同辈人的追求毫无兴趣，他们可以6点钟起来听英文广播，读crazy english,我不行，我对他们的关注点总是提不起兴趣。虽然我也有些对未来的想法，想折腾些什么名堂，可都一样样放弃了。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用浑浑噩噩形容是很恰当的。3年的大学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到美国大使馆去游行，回来后想了想觉得人冲动的时候确实很难控制，当一个群体被发动起来时尤其可怕，那一阵子我突然觉得我对五四对文革以至6·4学潮有了切身的体验。

　　此后就是大四了，大四之于大学生是小花得以绽放的那一道煦暖的阳光。我觉得上大学大四的意义是很大的，经历了跑来跑去的递简历、面试、被拒绝，然后再重新开始。如此如此，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才还是一块无处可扔的烂木头。我看过王君宁写的一篇文章，说当初自己能在76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实现大学梦，对政府真是感恩涕零，对自己上过大学成为一个社会需要的人才更是十分庆幸，可是过了许多年以后，他突然想到，难道自己那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做一块材料供社会挑选？他突然感到很悲哀。

　　这种悲哀对于大四的我来说真是真切的很，当时我感到最龌龊的一场招招聘会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到我们学校招市场营销人员，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找到工作，呼拉拉一届近五百人都去参加，而中国银行采用的招聘方法就是让所有的人逐个将简历交给一个年轻的小姐，说一句自己的名字，然后到一边去等，不久一个人站在台上读一个名单，名单中叫到的这些人就可以到一个小房间参加面试。当时我们一群落选者去问我们是怎么被淘汰的，那个宣读名单的人告诉我们，我们交的简历上被那个女孩画了一个红色的“x”,我们就这样被淘汰了。经历了那次面试我开始变得懒得去找工作，那时父亲也不断来电话说“你不要找工作了，找到了也不能签 ！”

　　我知道父亲的意思，那时他那正在以一个极其拐弯的渠道托一个什么大官在京城为我找一个位置，我的家并不富裕，托这样一个人，而且还是通过中间人，其间要花多少钱我是知道的，在我劝了父母无数遍之后我也放弃了，原因是我对找工作开始没有热情了，而且也不愿让他们已经用过的钱白花。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在学校吊儿啷当地无所事事。在图书馆和球场之间来回打发日子。直到有一天，北青报登了招聘广告。那天我在食堂吃晚饭，一个同学过来给我一张报纸说，“北京青年报招人，你可以去试试。”

　　从此我参加了北青报三轮的考试，可感觉上一次比一次考得不好，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没戏了，将这事放在了一边，偶尔心血来潮了，翻一翻报纸看一看招聘信息，买几个信封寄份简历过去，有闲的时候就去踢球。将到放假的时候，许多其它院系的同学已找到了工作，外企的很多，也有一些去了经贸部和外交部。那时无论谁找到了工作，都会加重他周围人的负担，没找到工作的人只好不断加强自己的装备，西装，手机什么的自然少不了，简历也是不断改良，有时翻一些人的简历对比自己真是相形见绌，那时候都不怎么上课了，即使不出门面试也干脆在宿舍里一睡半天。这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出奇的浮躁。许多考研究生的同学也在这时放弃了近一 年的努力，一些还将继续考研的人也总是在楼道里发出各种怪叫，大家都对自身有种甩不掉，搁不下的担心。

　　那个元旦又被媒体渲染成了新世纪的开始，其实进入2000年时我这样的人就已经开始麻木了，我小时候觉得到2000年我身边应该到处是机器人了，什么活都不用干了，可不是那么回事，不但脏衣服要自己洗，还要劳神费心地去找工作。在即将期末考试前我更多地去踢球，一次从球场回来看了看扔在床上的呼机，见一个姓孙的人呼我，电话打过去，那边说“xxx啊，你被北京青年报录取了！” 我听到这句话的感觉就像小时候在大街上鬼混到黄昏时听到母亲的那一声喝斥“回家了！ ”是那种一下子找到家的感觉。当我一路高歌猛进跑到潘家园的北京青年报旧址时，才知道是要实习三个月，最后从五十个人中留下十五个。那一刻才知道自己还没找到生存的落脚点。但很快寒假到来，我想不如在这实习一段时间，也算有了一段在媒体工作的经历。这样就没有回家。开始了每天去报社然后在夜里7、8点钟坐302回学校的生活。

　　我一直觉得北京的冬天很冷，挨到最后，我身上的钱也仅剩百十来元。这些钱还是我的一个朋友，拖我买考研资料给我寄来的，但那时我已无力应负。那一段日子，我走过的路比我大学四年走得都要多，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开销也越来越大，那时我问带我的高杉老师的一句话不是怎样写新闻，而是“老师，这些钱能报吗？”这种窘况一直到延续到我随一家医院到北京郊区去采访。

　　那天我一大早起床，到屋外时雪下得正大，一片一片的直往人眼睛里钻，当时我的一双皮鞋已磨破了底，踩雪的声音虽然好听却不舒服，我就一劲跺脚，将化到脚里的雪水甩出去。当时还有两个记者到场，新华社和健康时报的，都显得不大耐烦。直到宣传部的人出来送给我们 每人一个信封，我不知是什么意思，刚想打开来看，却见旁边两位同行极利落地装在了包里， 脸上的表情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好往包里一塞，心里却想这是什么礼物？

　　采访结束后，我打开信封原来里面装着三张百元的钞票。这时我才明白这就是所谓圈内常讲的交通费。

　　这三百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意义真是太大了，首先过年回家的车票我是有了，买一些东西的钱也有了。那几天是我在北青报最高兴的一段日子。在后来我听说记者之所以也能称得上一个高收入的群体与他们外块较多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时我想到自己突然觉得对于大多数忙忙碌碌的记者而言，“记者”也仅仅是一个职业罢了，是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赖以为生的工作。记者也未必是时代的发言人和时代的记录者，也更未必是底层声音的传达者。

　　当今年五月我读到南方一家报纸因为什么原因发的一份声明时，我突然明白了我应怎样为自己定位。那份声明中说：“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市民，也要靠钱来养家的市井一员，办报纸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一句话我们也是俗人；对于社会的不公正，那些受了冤屈的人我们还是希望去找政府部门而不是来找我们！”这都是大意，当时读罢全文，有若什么灌顶一般，在今天的中国记者或者说报纸是不应承担过多的解决民众冤屈的责任的，而这种事屡屡发生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在某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但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些，所以招致一场臭骂也就顺理成章。

　　那时春节已过，我刚从家里回来不久，忙完了60件实事的采访，下午快五点的时候我去崇文门附近的一家饭店，采访他们门前的自动售货机的销售情况。我问一个在旁边的人是否用过那玩意，他冲我不停地笑，像是犹豫了很久地说了一句：“你是记者吧？” 我说，“是的。”然后他说：“我有一个新闻线索你做不做？”

　　这个人姓陈，近40的年龄，是浙江某厂的厂长，因发现有人制作假发票追查当事人，不想却被人整下了台。他三四百度的近视眼被安排去做焊工。——他是到北京上访来的。

　　他后来跟我到报社，我一声不语地听他谈了近两个小时，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是那种类似战争年代可以为党的利益慷慨赴死的人。虽然我开始觉得他有点迂。但我确确实实被他感动了，从他那磨得发白的皮甲克和脸上的胡子茬，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吃了不少苦。他说他一直在火车站过夜，现在靠给人散传单挣一些钱。到我把他送走，写完当天的采访稿，交稿时已经快9点了，编辑已是暴跳如雷，他说：“你管他什么上访，你知不知道你有工作在身！”

　　当他看过那篇稿子后，他更是暴跳如雷，又一顿臭骂雨点般落在我头上。

　　那一段时间让我对报纸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一家报纸怎么能对一个反腐斗士如此冷漠？一 段时间内我有了离去的想法。

　　约在一周之后，老陈约我去和他见面。原来是他的妻子来了，他们住在一间地下室里。他告诉我叫我来就是让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说在他的单位，不是一个人有问题，是一批人。当年曾有中央调查组下去调查查出了问题，但只处理了一个人，一个人顶替了一个群体的罪过。前些日子刑满出狱，出来就是科长，而这是与法律相悖的。

　　“我这个反腐败的，却被腐败给整了。这事一天不解决，我一天不回去。我的妻子为什么来，是他们害怕出事，让她来劝我，说工作可以换一个好的，但我问他们这事有没有个谁对谁错，他们说‘老陈啊！干吗那么较真。有个工作不就行了？’这是什么话，在这种事上没有一点原则？！

　　“我也知道这个案子不大，相比于几十万上百万的案子来说在中国几乎不值一提，但这种事在全国十分普遍，那一个个大案都是怎么出现的？都是从这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

　　他一说话嘴唇就哆嗦，一半是气愤一半是惊讶他所讲述的事实。

　　在京城的上访大军中他只是一个其中极普通的一员，有时也渐渐对自己所受的冤屈麻木了。他说这支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大概有三类人，一类是确有冤屈的，像一家被弄死了七口人，死得尽是不明不白；第二类是确实有罪却不服判决的；还有一类就是以此为职业无理取闹的。但不管怎样这支大军在北京的存在说明我们的一些渠道堵塞了。

　　他留给了我各种资料，并告诉我他的信箱，他说：“中国有一些问题是已到到了骨髓了。”在那一次见面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也没有再找过我，但至今我怀念 那些眼神和那颤抖的嘴唇。在他面前我犹如一只飞散了灵魂的乞丐。我相信中国所谓脊梁者，即是这种人。

　　这个选题我向多个编辑报过，但都被否决了，一来案件并不重要，二来认为关心这事的人不多。但我每每在夜里为他那坚毅的眼神所惊醒。

　　当我从和平街北口往学校走时，我常常想他还在北京吧？但我也渐渐释然，替人打官司告状不是媒体的事。我的毕业论文是《腐败的制度溯源及对策分析》，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针对社会中的一个个具体罪恶，一点点解决，这样才能有在制度上彻底使之消失的可能。

　　但这个世界人是何等冷漠，有多少人能在扫尽自身上的灰后，去关注身边的那些痛苦。在每一天不知有多少人生活在绝望的边缘。在这中国的首善之区，一路走过去人与人的不同是那么地分明。

　　 那一天我被着包在和平街北口下了车步行回学校。那时天还未转暖，小风一阵一阵地依然寒气十足。一个妇人带着一只哈巴狗走在我前面，哈巴狗东跑西颠，十分欢快。它突然停下来，冲着什么物什一阵很滑稽地狂吠,妇人轻轻地喝斥了一声:“快走!” 小狗得了令又很快乐地跑到了一边。

　　那是一堆烂布，脏得与地上的尘土一个颜色。我走近细看，原来是一个人，花白的头发毫无抵抗地任风拽来拽去，像是要被拔光一样。她的面前摆着一个漆掉地差不多的小铁筒，里面有几张皱巴巴的毛票。

　　这是一个乞丐。

　　我厌恶一切乞讨者，厌恶那颤抖的手和卑微的眼神。可我惧怕这些一声不吭只是趴在地上 如僵尸一般不知是死是活的人。在京城里这样的乞丐实在有很多。我常常在他们面前停下来将我口袋中的钱分一部分给他们。

　　我停在她面前，我担心她已经死了。我碰了碰她的头，许久她才抬起了头，形容干瘪，眼睛成了一个深陷下去的黑洞，见了我她哭了：“我儿子不要我，被他们赶出来了。”

　　我见她手里攥着一个药瓶，问她得了什么病。

　　“我发烧了。”她每一句话都要像哭一般。我拉她去看病，她死活不去，说哪有钱哪。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20元的钞票给她，她却攥在手里装在了内衣的口袋里，我听到许多纸在一起磨擦的声音，我知道她内衣的口袋一定装了不少的钞票。

　　这时过来一个四十左右还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在铁筒里放了几张毛票，问她怎么不去找政府。于是她又哭：“我儿子不要我，被他们赶出来了。”

　　一样的表情，一样地语句。她这样已不知对多少人哭过了。

　　我也知道有些人已将乞讨视做了职业，但我无法做到漠然的走过。他们如此贱视尊严并不如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贱视他们一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有尊严的，可是是什么让这些人远离了村庄，背离了儿女，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不如一只贵妇的狗？这不是社会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有问题。

　　看着许多人生活得理直气壮，我却常常找不到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我在北青报实习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些经历加深了我对自己的认识，我发现自己正一点点地融化，我和这中国首都的距离在一点点靠近。当北青报说“你已经被我们录取了”时我正在外地出差，那一刻我莫名地兴奋。有人不无艳羡地对我说：“你也是北京人了。” “北京人”，或者什么人，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中国不得不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有了某一个标签你就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当我回看自己这半年多走过的路时，我想我和这京城感觉上距离在缩短也许就是我有了这北京的户口吧！

　　但不管怎样我成了北京青年报的一名正式记者，虽然我还常常想不通怎样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记者。

　　由于我喜欢在深夜写稿，所以我一次次看着窗外的天空泛出鱼肚白。看着天空由黑转白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那是一个瞬间，就在一眨眼间，星星倦怠的眼睛闭了，而人的世界一下子就忙碌起来，路上马上挤满了车，人们像蜂一般倾剿而出，无处不在。

　　在一个清晨我突然觉得一个人活得简单是多么的幸福，有什么写什么，有什么说什么。还有许多事可以不去想。简单可以让我日益凸显的圆滑在笑声中抹去，让我对明天的顾忌在遗忘中沉睡，我希望将我看到的世界向一部分人说明白就足够了。但我看过一部影片说“中国是少不了皇帝的”实在很符合我的看法，因而理智告诉我做到这般简单在中国将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于是我让自己忙起来，这是我最充实的时候，而这时我对北青报的依恋就更强烈一些，在面对全国各地不停的大案要案面前，我变得日益麻木，再也无心倾听平常百姓的苦难，但我一直明白，我是这中国芸芸众生中一个正常人，疼得时候一定要有喊的欲望，愉快的时候会从心里发笑，而当我沉睡时希望有种力量刺激我的灵魂。让我明白这许多事是不正常的，许多苦难不应离我们如此之近。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做一个合格的记者，尽管我是无意中走进这扇门的。

　　　　　　　　　　　２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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