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这个记者是“捡”来的并不为过。

　　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中午，女友匆匆赶到我的住处，拿出从公司捡到的半张《许昌日报》，迫不及待地给我看：《许昌日报·社会晨刊》准备创刊，现面向社会招聘记者10人。打动我的不仅是月薪不低于1000元承诺，更是那令我神往的记者身份。

　　母亲对我要求很严，也一直以我为自豪。读高中时，我有一次问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父亲开玩笑地说，她就希望记者能采访采访她，让大家都知道她教子有方。母亲笑了笑，没有否认。我从没想到，母亲的最大心愿竟要借助记者才能完成，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一直对记者“耿耿于怀”。

　　那天是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报上名后，我愉快地点上了一枝“老黄皮”。生产“老黄皮”的卷烟厂与我原单位对门，全国闻名的许继集团就在我原单位的西面，可这两家公认的好单位招聘人都要求硕士或者理工类，我当然难入其“法眼”。于是报名成功后，我就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能否提升自我价值；能否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抽上“帝豪”就在此一举了。说实话，当时我凭借自己工作1年的“经验”判定，要想在许昌这样的地市级城市当记者，恐怕要考虑一下“综合因素”。得知最后报名人数高达217人时，我更把此次应聘当成了“一锤子买卖”。

　　其实，接下来的笔试、面试、实地采访考试、体检、政审都进行得很紧凑，也很严格。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许昌日报社对此次招聘工作的重视。记得实地采访考试结束后，报社石社长、李总编请我们吃饭，说要从剩下的20人中选取10人，无论结果如何都十分感谢大家对《许昌日报·社会晨刊》的关心。那句感谢我们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许昌我第一次感到受了尊重，确切地说应该是感到自己的知识受到了尊重。从那一刻起，我突然害怕起来，害怕这个失去进入报社的机会。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以前我从不相信这句话，自有了女友之后，我不得不相信后半句；进入报社工作的第一天，我顿然觉得豪情高过报社的12层大楼，于是也相信了前半句--我用10元的报名费"捡"来了一份月薪1000多元的记者工作。

杨百万的门牙

　　如果说我的工作“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么新闻对我来说可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我们这批被招聘的记者全是外行，哪里写过新闻啊？“没吃过牛肉，总见过牛跑吧。”话是这么说，老记者的“传、帮、带”却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次我得到消息，被股民称为“杨百万”的杨怀定要来许昌做报告。但是他什么时候来，来多久我都不知道，怎么采访？邓雷主任则如获至宝，也看出了我的稚嫩，就让我去找有经验的老记者张扬--他并不老，可很老到--让我看他如何查找线索，如何联系采访事宜。更令我兴奋的是，张扬还要带我同去采访杨百万，这可是我有生一来的第一次正式采访。

　　杨百万一点儿都不像“百万”，手指上连个戒指都没有。刚见到我们就开诚布公表示，非常乐意与记者交朋友，然后就哈哈大笑。这时我才发现他少了颗门牙，不过这也正显示了他的“豁达”。

　　杨百万是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1988年因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嫌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在股市中拼杀至今，自言“从未败过”，因而被人称为“中国第一股民”。于是张扬也来个开门见山，让他给许昌股民指点迷津，推荐几匹“黑马”，与他共同致富。他却摆出打死也不说的架子，“我乱讲话会被证监会骂的，讲错了股民也会骂我'黑嘴'。”

　　看到他嘴上叼的“大中华”，张扬又问他觉得许昌烟如何，他又玩起了外交辞令，“我没有抽过，不好评价。”张扬立马掏出许昌烟，想让他体验一番。“说它不好肯定不妥，它没给我宣传费，我也不能说它好。”说完，他又豁达地笑了起来。

　　也许笑能缓解紧张的氛围，杨百万对我们几乎每问必答，原来给定的30分钟采访时间自然地延长到了1个小时。事后，我明白了张扬迂回作战的用意。任何人接受采访，刚开始都会有点紧张，放不开。只有采访对象放松了，记者才会从那里得到更多想得到的。“只要他愿意谈，你就问，问得越多越好。”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个采访经验。

　　记得那天杨百万除了谈“股”论“金”以外，还谈了对河南的认识。他说，河南地处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主张和谐与中庸，因此河南人都爱说“中”。没想到对于“中”的解释我竟然是从一个上海人那里得知的。有一次杨百万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一路流泪到南阳”。大家都以为他破产了，或者炒股赔了，其实火车上的杨百万是被铁路两边焚烧的麦茬熏“哭”了。

　　关于杨百万的专访，晨刊除了刊发一篇通讯外，还围绕杨百万的发迹史、访谈录做了一个整版，读者反响很好。不过，有一点我始终纳闷：杨百万那么有钱，怎么不镶颗金牙啊？这个问题我没问他，也不知道该不该问？

“每日三问”与蝴蝶效应

　　那么记者到底该问些什么呢？创刊没多久，晨刊在内部就开展“每日三问”(一问问市民议论些啥，二问问市民爱看些啥，三问问市民需要些啥)规范日常工作，使我们每一个采编人员以“每日三问”严格要求自己，深入生活，倾听市民呼声，反映市民疾苦，展示市民真实的生活状态。

　　正是在分民忧，解民愁办报理念的指导下，晨刊先后对关于网吧、啤酒瓶爆炸、贫困大学生的重大新闻进行了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这更让我们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应更好地报道新闻。为了更好地报道新闻，我们除了相互交流，更多地是通过读书来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

　　某日有人去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参观。遗址博物馆年轻漂亮的女解说员说，“北京猿人的年龄迄今已高达60万零1岁。”你如何对北京人年龄知道得如此促准确？“因为我去年刚到这里工作时，博物馆馆长对我说，北京猿人的年龄是60万岁。”

　　这个笑谈嘲讽了在新闻报道上那种简单的线性思维模式。因此有人主张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应运用一种数学理论--蝴蝶效应观察和分析新闻事件。所谓蝴蝶效应指一只蝴蝶在中国抖动一下翅膀，几个月后会给美国东海岸带来一个飓风，蝴蝶效应充分说明了新闻事件的复杂性。

　　有的记者和评论员们在报道和评论生态问题时，总喜欢简单地把所有的生态恶化归类于人类破坏，总是寻找人的因素，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自然活动和演化过程与结果。为什么记者不愿意报道深究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呢？这又回到了新闻学的要素“5W”：没有Who（谁）可以报道、去采访。最难办的是，自然界本身发生的变化What很难为一般公众所理解或发生兴趣。为了引起公众对生态环境的兴趣，记者喜欢在生态问题的背后，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或者一个无耻的贪官、或者一个勇敢的环保主义者的故事。记者喜欢把生态环境的任何变化归咎于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因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新闻报道中，记者同样陷入程式化的套路，只关注表面的东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

　　其实，在新闻的日常报道和评论中，都可以运用复杂性原理加以分析。几年前报道说，每8个妇女中，有一个患乳腺癌的可能。这个数字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这个数字会在读者中引起误导。首先，这个数字不意味着乳腺癌的死亡率，乳腺癌的死亡率为二十八分之一；乳腺癌的发病率是随着年龄增加的。50岁的妇女，发病率为1/50；85岁的妇女发病率是1/9。一个20岁的女子在30岁前患乳腺癌的可能性仅为万分之四。妇女乳腺癌发病率的增加，还与医学诊断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过去很多不容易发现的疾病，几天很容易被诊断出来。此外，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过去妇女常见的疾病减少，反而凸现了乳腺癌的发病率。

　　《社会晨刊》还年轻，我们这些记者也很年轻，可正如李金遥主任所说的，“因年轻而带来的种种优势，可以将新手变成强将，也可以将报纸的稚嫩化为美丽与成熟。”由于年轻，《社会晨刊》才充满了朝气，有了朝气，我们的每一天才阳光灿烂。

　　　　　　　　　　　　　 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