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悄无声息地滑进了2003年，可是我的手机和录音笔里，却留着2002年12月的印记，舍不得抹去。这些记录，是我在2002年报社改版改制后最有意思的一次采访（可能也会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最有意思的采访）中留下的。它们，为我2002的“小记岁月”划了一道闪亮的弧线。
报社改版后，我从原来的法治报道转到了“娱乐圈”（请念JUAN）。初到报社当实习生时，就曾在"圈"里混过一年，现在又转了回来。有人惋惜，有人说好，而我却无话。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干活吧，您的！"后来，我把《分家在十月》中的一句话改了，用作形容跑口记者的工作状态“日出而采，日落而写”。
接手新的领域，还有热情。但是我知道，在文化新闻中，能让记者兴奋、甚至是狂欢起来的事情和机会并不是很多。这里没有南丹透水、没有“舞女”法官、没有“处女”嫖娼……即便是有了刘晓庆偷税，也早就被伺机守侯的社会新闻记者手起刀落地解决了，如庖丁解牛般迅速和准确。
可是，有一件和《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前后脚成为当时热点的事情，却撞上了我。第一篇报道作为头版头条出现；第二篇连续报道刊发在三版要闻上。我在其间，既是参与者，也是一个看客。在报道做到第二篇的时候，就被叫停了。而后，我只能看着肉烂在肚里。这件事情就是--巴金赠书从国图流失。
2002年12月7日上午,我在网上看领导交代下来的岳飞一事的相关报道情况及网友的评论，考虑着该怎么深挖，采访何人时，主编来电话说，人民日报的李辉告诉他，在潘家园买到了巴金赠给国图的书（当年的北京图书馆），让我立即打电话给李辉采访此事。因为暂时确定作为当天发稿的头条，所以岳飞被放在了一旁。
电话采访了李辉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后，采访中断了。因为是周末，国图办公部门都休息，查到电话，却找不到宣传科的人。这时候，有两个方法来处理稿件：一是先把事情捅出来，文章最后可以写上“因为是周末，记者未能采访到国图有关人士”，再做后续报道；二是等到星期一，采访了国图再成文。其时，我的心里是倾向于第二种做法的。因为是独家消息，所以等两天也无妨。更重要的是，虽然可以用“没有找到国图负责人”的说法逃避失实的责任，但是没有来自国图的说法（哪怕是拒绝采访或拒绝回答），其实是没有客观、平衡报道可言的，而且稿件的质量和分量也大大削减了。于是，在和执行主编协商后，决定等等再说。这个选题周日在选题会上报出来后，当班副总编的意思也是，一定要采访国图，否则容易出问题。
12月9日上午，我电话采访了国图宣传科的人。没打电话前，我设想了若干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比如先递交采访提纲、身份证明，但是对方接了提纲就杳无音信了；比如国图知道有赠书流失，但为了掩盖，推三推四地拒绝采访等。一直觉得，这样的政府机构是最难采访的。没想到电话打过去，出奇地顺利，我甚至为自己开始谎称要做图书馆藏书管理系列报道而感到尴尬。当然，自始至终，我没有直接说是采访，只是说有读者反映，我们做个核实。或许是国图接电话的工作者不够老辣，或许是我的运气好，第一篇报道顺利出炉。
因为国图坚决表示，藏书不可能流失。事情变得蹊跷起来，总有一方在说谎。是谁？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采访，在稿件见报以后，也变得有趣起来。
12月10日早晨九点多就接到报社总机的一个电话。说有一个读者一大早就打电话来，称他的手上有北图印章的巴金赠书，他可以证明确有赠书流失，却没留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忙和总机说，如果这个人再来电话，一定告诉他我的手机号。
随后，我在地坛的特价书市逛的时候，接国图白的电话若干，说他在大库里查看，巴金的杂志装订整齐存放在大库里，希望我下午去看，而后约定时间。打给李辉电话若干，询问他手上六期的期号、是否有“北京图书馆藏书”章和财产登录号。接当班执行主编电话，问当日选题。他夸赞说“不愧是做法制报道出来的，巴金一文做得滴水不漏。”
我嘴上欣然接受了这样的表扬。但是心里清楚，报道能做得滴水不漏，在法制领域里浸淫过，有所收益是一个原因，更多的是我觉得新闻报道一定要客观和平衡，无论是哪个领域的。这应该是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所遵守的职业准则。作为职业记者，我不能去肯定巴金赠书一定从国图流失了，也不能去否定巴金赠书没有从国图流失。我所能做的，就是把双方的说法呈现给读者。可是，这样的呈现却我在后一篇报道中打了折扣。事后我也思考过报道的成败，仍然有疑惑。
约了摄影记者下午三点到国图采访。去的路上，有个陌生的手机号出现，我没有接，也没有打回去。就在见了国图的杨副馆长，要被工作人员带到大库里时候，我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可以和你谈谈巴金赠书的事吗？"在我还没来得及回复的时候，手机铃声大作，号码是发短信的那个。我一下意识到是早晨打电话到报社的读者。当着国图的人，我接了电话。听声音，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说：“我手上有国图流出来的书，是从一个局级干部那里买来的。”我不敢说在国图采访，和他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便挂断了电话。
在去大库的路上，那个人又发来短信说：“也许我不该说。”我忙悄悄地回了：“如果您觉得做的是正义的，有何不可说？”只是，这一句话我考虑再三才发回去的。我害怕回复的不得体，使那个人改变见面的计划。接下来的短信往来是在我从国图出来后。
问：我花了巨资，你们要拍照吗？（这个短信在我回过去之后就发了过来，那时国图的人近在左右，我已经无法及时回复了。）
回：刚才因为采访其他事情，未及时回复，抱歉！
问：巴金这些书非常珍奇。听说国图惟利是图，他们在撒谎。
问：有关北图，有新消息吗？
问：你要拍照吗？
回：暂时不用。除该杂志外，您手头还有什么？有书吗？
问：怎么称呼您？
回：XX（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人，我也只知道一个姓，但还是决定不透露。给大家带来阅读上的困难，抱歉。）
回：全部是书。
问：你一人？
反问：您希望几人？
回：最好一人。
答复：从法律上来说，有在场人的证言更有证明效力。
回：你吓到我了 ：)
答复：开个玩笑，好像不太应该，对不起！ ：)
在短信往来中，我觉得好像是从事侦察工作的公安，开始破"巴金赠书流失"案，有点斗智斗勇。嘿嘿。而我用了法律上的证明概念，其实是在试探该人所说的真假。说不定，这个人就是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摊主，见面就都知道了。
原定的见时间，在我出门打上车后改变了。对方来短信说“公司有点事，推迟半小时好吗？”我惟恐白跑一趟，肯定地回复说：“可以。北青的口号是‘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半个小时后，对方正点到达。
这一次的采访，我没有遵守与对方的约定：不录音。而是把录音笔打开收回包里，偷偷地录下了四十几分钟的对话。采访开始的时候，那个人说，你录音也没有用。我明白他的意思，没有照片或实物的证据，我录了音也等于没有证据。而且他说，他肯定会支持我的后续报道。可是，我知道，这个报道是很有可能被叫停的，一旦被叫停，谁来证明我的采访是真实、客观的呢？除了我自己。
那段录音中，对方的声音模糊不清，有很多话，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单根据录音是无法整理出来的。他说的话，我并没有用于第二篇的稿件。有东西阻碍了我把它们写出来。
那个人的谈话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他给我打电话，见面，给我看他手上的书，是因为我的第一篇报道没有肯定地说国图藏书流失，所以要来证明一下。
国图有很多书都流出来了。但不是个人卖出来的，是部门行为，比如一个库卖出一些书，好处几个人分。而懂得这些书价值的人，是不能参与分钱的。我是个藏书的人，买来这些书一方面是收藏，另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借鉴，使用。国图的很多书是一般读者看不到的，即使有善本借阅证也没有可能性。国图不爱惜书，也不懂得用书。我曾看见过一个名人的赠书就扔在大库里，连包都没打开过。
《DAIL》杂志的价值并不是非常大，巴金还有很多藏书，包括19世纪很有价值的也被卖出来了。比如《西方无政府主义》是巴金收藏的非常重要的图书之一，也在我手上。我手上有的几十本巴金赠给国图的书，是从一个局级干部那里买到的。这些书卖出来的价格并不贵，也就几百元钱。但是到我手上就已经翻了几倍、十几倍了。我斥了巨资买来，大概花了几百万。这些书有市场。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国图的人说，大家都要求买点，买点就卖。国图流出来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以我的财力都快买不起了。
12月11日晚上的报社编前会后，我便听说这个报道被叫停了。我开始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多写一些情况。而后，我多次再听那段录音，依然在思考，是否可以把这些我无法证实的话写进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把客观事实呈现给读者？如果说，新闻报道是持续性的行为，是否就可以写？如果无法持续下去，写了会有什么后果？
就算这些都不可以用于公开报道，能用的我也没有用好。我的第二篇报道是有欠缺的，不是因为没有完全反映一方当事人的说法，而是因为自己功力不够，使本可以更有说服力的地方没有体现出来。
文章的最后，我是这样写的：昨天晚间，记者见到了一早给本报热线打来电话的那位读者。他拿出一本外文图书，内页有“巴金藏书”篆刻印章、“巴金赠书”印章、“北京图书馆藏书”印章及阿拉伯数字的国图财产登记号。这些印章和登记号，与记者在国图书库里看到的巴金赠书藏品一样。该读者称，他手头儿这样的书还有好几本。但这位读者拒绝透露身份和对书拍照。
回头看，其中一段的行文如果处理成这样：内页有“巴金藏书”篆刻印章、“巴金赠书”印章、“北京图书馆藏书”印章及编号为770099的财产登记号。这些印章，与记者在国图书库里看到的巴金赠书藏品一样。即使是该读者拒绝对书拍照，但有对确实的财产登记号的客观表述，还是比记者的概括描述来得更可信。
那个星期的后几天，又有读者和我联系，或电话或写信，提供情况。北大毕业的李书磊说，这是文化腐败。另一位署名杰平的藏书人来信说，他就从旧书摊购到过两册方形印章的国图藏书，而且是比“巴金赠书”更珍贵的“新善本”。信中详细写了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本、价值等。还谈到“大型图书馆定期下架残破旧书处理，这是国际惯例，不足为奇。但名人捐赠的珍贵早期出版物、古籍善本、《文物保护法》规定的：1949年前出版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革命先烈、近现代著名人物代表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版的革命进步书、报、刊、马列早期译本等‘新善本’，必须按照国家法规予以典藏保护。这是国家图书馆以‘藏书为主，兼及阅览’的自律天职。”
后来，《文汇报》发表巴金儿女要求国图调查清楚此事，并表示收回巴金手稿的声明，我在他们见报前就知道了。国图的人到上海道歉，《南方周末》记者要报道此事，我也是知道的，巴金事件的进程一直在我的关注中。但是这时，我只能看着外地的媒体战斗了。
在外地媒体的报道中，大家依然只是对双方的说法进行客观的报道，因为没有国图最终的调查结果，这些书究竟是如何流失的无法得知，所以有些接下来的报道中可以谈论的问题根本无法展开。比如，如何对待名人赠书？如何加强图书馆管理？国图这些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谁来承担？是否涉嫌犯罪？涉嫌什么罪？巴金的赠品能否收回？他的儿女是否有权收回？等等。
12月23日要闻的执行主编又给我打电话说，看到中新网上国图道歉的报道，领导希望继续做。国图是17日赴沪道歉的，这一点南方周末等报纸已经报道了，而我也早知道，算不得新闻。但是我还得做，于是有了落后的第三篇。
新闻在背后。在与我联系的人中，还有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先后通过五次电话，还差点在2002年的最后一天见了面。这个人在电话中谨慎地问我那些提供信息的读者有什么意图，还说虽然大家身份不同、手段不同、但是目的是相同的。我第一次接他电话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是国图的，因为电话号码是那一带的。最后约定见面的那个电话里，他承认了他的身份。依然是小心谨慎。
从通话的语气和他所关心的问题判断，这个人关注此事有三种可能性：一，曾经有书经他手流出，他害怕受到处理；二，借机把与之不和的人卖书的事捅出来。三：摸摸事态到底会怎样发展。鲁迅先生说过：“不惮以恶意揣测人。”不过，或许是我想歪了，现在看来只有等待机会去解答了。与这个人最后的通话是在去采访的路上，他说不浪费我的手机费了，只说一句话：“国图已经道歉了，事情也就这样了，到此为止。”
可能吧。在中国目前的新闻体制中，是不可能出现“水门事件”中记者破案这样的情况的。
2003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