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员是怎样变成“舞女法官”的

　　2001年的最后一天，我的手机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的是一家法制类杂志的编辑。她问我关于陕西省富平县"舞女法官"的报道，说他们一直关注着事件的进展情况，并问我是否还会做报道。我的回答是"会，但要等时机。"

　　同样的问题在《调查"舞女法官"》见报后，也遭到过朋友的询问，他们说怎么没了下文，还等着知道结果呢，到底怎么回事。于是我忙着解释："那个女的真的不是舞女、不是妓女、不是三陪女，最高法院新闻处的负责人这么对我说的。开始的新闻是假新闻呀。"朋友们"嗯"了一声便转了话题。解释虽然解释了，可是，我却忽然想起了被认定为"舞女"的书记员王爱茹，接受采访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有多少人知道什么真的，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假的呢？"

　　之后，这个编辑还问我认为那个女的是不是"舞女"，为什么只采访她周围的人而不是普通老百姓。我无言，也不再想解释了，只是告诉她，如果他们想继续做报道，可以去问最高院，那里有调查结果。

　　同行的电话，让我开始对自己的报道产生怀疑，是不是采写出了问题？而报道见报的相当一段时间，我是自信的。我相信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会看出问题的，我相信细致的调查、记实的笔法、客观的叙述会传达给读者一些信息。尽管报道遭到老报人、网友的质疑，甚至是制造"舞女法官"的人的骚扰，我都没有丝毫的怀疑。

　　可是，现在，我却不知道是我出了问题，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我觉得有些悲哀，有些人宁愿相信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也不愿意承认和相信恶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采访"舞女法官"是去年10月下旬的事了。10月15日，星期一，正是最忙的时候，在排版的间隙，看到新浪网上的一条新闻，转自新华网，新华社的两个记者报道说，在陕西省富平县出了件怪事，一个先在舞厅里做"小姐"，继而又经营舞厅的黑社会老板娘，通过与当地领导的特殊关系，当了县法院的法官。

　　看到报道的时候，心里真的一惊，要是"舞女"真的当了法官，那么在百姓心中，法院代表的公平、公正如何再使人相信。该报道中有方方面面的说法，却没有当事人自己的声音。想着怎么着也应该去采访一下当事人，于是报了选题，第二天就出发了。走之前，我曾联系过报道的记者，想更多地了解情况。一个记者既不是陕西分社的，也不是总社的，没有找到人；另一个记者是我到了富平之后才联系上的，问她情况，她说这条新闻已经从新华网上撤下去了，再问为什么，只回答说去问国内新闻中心的头吧，是他们决定的。

　　采访之前，也曾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个女法官已经被"两规"了，有可能见不到；这个女法官真的与当地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有关，自己还要注意人身安全；这个女法官……甚至想到这是一条假新闻。回来时，所有的设想中，惟有"假新闻"这条成了真的，有些沮丧，也有些兴奋。沮丧是因为不愿意相信同行造假，而且他们代表一个国家的声音；兴奋是因为它是独家的，没有一个媒体对这条新闻提出质疑。报道中说是法官，其实只是个以工带干的书记员；说是"舞女"，其实是县法院中一个对院长有意见的法官一手策划的。

　　在富平，从宣传部一个人那里我了解到，这个法官和院长的纠葛从1996年就开始了，其最终目的就是把院长搞下台。1998年，该法官曾经找了一个乡里的人写大字报，什么院长是流氓、舞女进法院等，贴到法院、县委、市委门口的墙上，这件事县里曾专门处理，抓到了贴大字报的人，还在他家搜到了该法官亲手写的底稿。因为该法官的老辈人是原县委领导，所以上上下下都有些关系，贴大字报的人就被放了出来。

　　这个法官的姐姐在北京某中央级大报当编辑，也认得一些同行，"大字报事件"后 不久，有一些中央级报纸先后报道了富平县法院院长专制、整法官的文章，南方的一家报纸还报道了法官是怎么被整下岗的，但是这些报道仍然没有撼动院长的位置。而后，就有了去年的"舞女法官"，这篇报道依然是针对院长的。

　　宣传部的人说，我到当地时，最高人民法院、陕西省高院、省政法委组成的调查组已经在当地调查结束，走了，是有领导批复了内参，高院才下来调查的。也就是说，网上的报道出现时，调查组的结论性意见并没有出来。但是调查组走之前给县委书记的答复是，这个人不是"舞女"。 这些我都没有写到文章中，因为觉得法院同事之间的纠葛与法官是不是"舞女"没太大的关系，只蜻蜓点水提了一些。我曾问过院长，他会不会用法律解决名誉权受到侵害，他说相信组织能解决，要起诉也要等到从院长的位子退下来再说。

　　因为调查组的马主任和我说的是"报道有出入"，所以我只能原话照写，让读者自己去领悟。虽然当时我已经确切地知道了"舞女法官"是假的。可是我的报道出来后，并没有占据主动，反倒更被动了。到后来，好象造假的人是我。

　　回到北京后，我看到某报署名本报记者XX（后又以实习记者身份出现在该报上）写的"舞女法官"的文章，其实是新华社报道的全文照抄，当时心里暗自高兴，想着自己的文章出来后，该报就要尴尬了。然而该报不仅没有觉得自己错了，还写了文章回击。与之同一报业集团的另一家党报10月31日仍刊登了"舞女当法官"新闻，而且注名是新华社当日电。过了几天，新华社又发消息说，"舞女法官"被开除，院长停职审查。在这篇报道里，法官不提了，只说是书记员，进法院前无业。但是被某报转载的时候，某报在无业后加上了"是舞女"，一副死不悔改的面孔。

　　这时候我好奇心大起，打电话给调查组的马主任，马主任一听是我，马上说不接受采访。我知道是自己把他的话报道出来"得罪"了他。又打电话到最高院新闻处，说要做后续报道，问最终的调查结论是什么，处长给我的答复是"不是舞女"，可是不能给我书面的调查结论。我的报道就这样放了下来，我知道得等到我能拿到书面的东西或该法官提起诉讼。

　　版面的背后，是媒体之间的暗中叫劲儿，可这也只有局内人心里最清楚，圈外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的。

　　同时，还有读者来信、来电的反馈，这些反馈被我笑称为"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见报当天，我就接到了一个读者的电话，但是电话那端的人神神秘秘的，说发了一封邮件，我问如何联系，他说在邮件里有。于是我赶紧上网看信。来信如下：

　　邮件主题： 涉及到人的问题要慎之又慎
　　发件日期： Tue, 30 Oct 2001 16:33:44 +0800 看信件原文 下载信件
　　来信内容: 北青报法制版编辑同志，陶同志：
　　今天刊登的"舞女法官"，我看应该十分谨慎对待。万一有出入甚至有很大出入，那位女同志觉得冤枉，一时想不开，出点以外，我们就因为自己的一时特快而铸成大错了。
　　揭露反腐败的题材很得人心，但是宁可错过报道的机会错过揭露的机会，也不要冤枉了好人－－即使是有缺点有错误有问题的好人，即使不是好人但没有坏到需要在媒体上揭露的程度的坏人。
　　新闻工作者和媒体，不能为了追求自己工作的成绩而不注意政策。主席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十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人民群众的眼里，报纸就是政府就是党的工具，报纸说的话就是上级领导说的话。千万注意，说错了可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某国家级的电视台，为了追求独家新闻的轰动效应，不惜用地下工作的方式和手段，拍摄到月饼馅过期使用的节目，造成一个工厂的倒闭。揭露是揭露了，痛快是痛快了，但是过期月饼却流向全国了。为什么不及时制止？为什么不与人为善？为什么不考虑用更好的方式批评制止，挽救犯错误的人和事，挽救一个工厂？
　　新闻媒体不是执法机构，不要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要摆正心态。站在老百姓立场上说话办事。要实事求是。法院如果真有不称职不合适的人滥芋充数，也要先调查清楚，先搞清事实，先做到心中有数有把握再发文章。搞错了再道歉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谢谢你们，费了很大劲，到基层去了解情况。那个女同志在你们记者面前失声痛哭，表面了对你们的信任。即使她是所谓舞女，是通过不正当关系进的法院，也要从我们整个用人机制，用人制度上找漏洞找不足，不必抓住一个具体的人大做文章。顺便说一句，我对于最近报上提到两个歌星的事，也觉得需要注意方式方法。揭露批判错误的丑陋的阴暗的东西，也有个度和量的考虑。有理有利有节。
　　法制与民主的建设，需要大家努力。北青报得到我们大家的爱戴拥护，希望在涉及到法制民主方面的报道中，十分谨慎，别出差错。
　　　　　 读者 zhengyi

　　邮件里并没有联系方式，我很认真地立即回复，表明自己正是本着慎之又慎的态度进行的采访，丝毫不理会他的语调。对方的新邮件很快又来了，仍然说了些不着四六的话，还说谨慎就好。

　　于是有了我下面的回复：
　　让事实说话吧。现在有些人宁愿相信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他们是不是心理变态呀，还是被社会扭曲了。谢谢您，知道什么想说什么就请站出来吧，用自己的良知站出来。如果还是躲在后面，恕我没时间奉陪了。

　　这是自称zhengyi的读者最后给我的邮件：
　　陶编辑： 你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最后一句有点问题："如果还是躲在后面，恕我没时间奉陪了。"您说谁躲在后面？您没时间奉陪什么？ 对待读者来信要抱着虚心的态度求实的精神热情的语调，鼓励探讨交流，不能无端猜疑。更不能冷言冷语讥讽挖苦。北青报很受大家爱戴拥护和支持，但是这不能成为您无端指责读者"躲在后面"的理由。哪跟哪啊？
　　　　　　　　　　　　　　　北京读者 zhengyi

　　 我没有再回信。 部门接热线的老师有一天对我说，他接了一个政协委员的电话，说党报都报了，你们报太不象话了，这不是给"舞女法官"翻案吗。他回答，您要有意见，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向有关部门反映。我听后笑了。

　　这期间，最有"轰动效应"的一封信是11月7日从总编那里转下来的，总编批复让部主任阅，部主任让我阅。信有4页，是打印的，直接写给社长和总编，落款是"富平县读者"。信中说我"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良知，丧失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竟为腐败分子涂脂抹粉，命冤叫屈。"我的报道是"对读者的欺骗，是社会正义的亵渎，更是对报社信誉的践踏。"字字见刀，简直就是一篇檄文。

　　而后，我自己也收到了一封来自富平县王寮乡读者的信。和给总编的如出一辙，说我"用最愚蠢的调查办法，问婊子是否当过婊子，难道不知道婊子还想立牌坊吗？"我心里清楚，写信的可能是什么人，这些信的背后藏着一颗害怕承认真相的心。

　　还有，报社发的老报人评报意见中，有老报人认为我的文章篇幅太长，违背了新闻规律；调查腐败、黑暗现象是好的，但是并没见到记者调查出什么结果。他们说这些话的出发点是建立在相信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基础之上的。

　　12月，一篇《"舞女法官"和她的同事们》的文章出现在南方的那家报纸上，我真是无可奈何了，我不知道接下去如何"战斗"，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对待人的问题要慎之又慎"。我的报道没有让公众得出该有的结论，而是使得公众越来越相信法官就是"舞女"。

　　到后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让大家知道孰是孰非了，甚至有些想窜捣当事人诉讼，因为只有诉讼才有可能让人们知道真相。可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自己否定了，即便是诉讼，也可能人们依然不知道真相。她要面对的是一个国家机器，没有人会承认这台机器的某个零部件出问题了，没有人肯承认出问题的零部件给他人造成了伤害。

　　在自己的采访本上，我曾写下这次采访值得思考的问题：新闻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如何能真正体现？一级法院的院长宁肯相信组织会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治如何推进？诉讼是否能解决对一个人的伤害甚至是致命的打击？谁来监督媒体？新闻如何打假？有些媒体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不顾一切、不负责任的报道被冠以人们最愿意看到的揭露黑暗、揭露腐败，正常的被认为不正常，不正常的被认为是真的，现代人的心态怎么变成了这样？

　　而媒体是怎么成了个别人达到目的的工具，为什么能这么容易地就成了别人的工具，这背后的故事，我至今也不知道，但很想知道。

　　　　　　　　　　　　　　　　　 2002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