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这篇文章的结构应为这样：

　　第一个大段落，讲当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个小孩入院治疗，死亡，患者家属在愤怒之下找人殴打和凌辱医生，医生被打致残，援救的人被打伤，若干小时后学生赶来将医生救下。）这段文字大概需要几百字左右，可用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来讲清。

　　第二个大段落，讲当时和事后政府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医院领导自始至终没有出面，110接到若干次报警，来人却没有阻止事态的发展，市政府接医院电话未予理睬，由此导致医生被打成这样的结果。此后医院医生集会，政府有关部门对事态的判定是“医疗纠纷”，在未做医疗鉴定之前即倾向于认为医院有错）。这段文字也是几百字，讲记者了解到的事实。

　　第三个大段落，讲医生们对政府这种态度的反应以及以往类似事件的结果（医生们认为政府有偏袒，未经医疗鉴定即下结论，讲述以往出过的类似事件，它们都以什么方式处理的，以及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这段文字应该比较长，里边是记者通过深入采访了解到的内容，包括医生们的讲述和记者拿到的文字材料的证明。

　　第四个大段落，讲患者们对同类事件的了解、经历和看法，比如这次事件中打人一方的解释，和他们打人的心理背景（你文中没有讲到，我猜测一下：可能患者一方以往经历过或听说过医生们收红包、草奸人命之类的事情，或者当时某个医生、护士的无所谓的态度激怒了他们——我想应该两方面原因都有，这一点应该通过采访来得到）。

　　第五个大段落，讲附一院在当地的地位和口碑，其中包括当地政府与他们的关系和对他们的看法，比如认为他们效益好，安慰一下病人是应该的等等；包括政府对他们历次医疗纠纷的处理意见（和第三大段落的有重叠，但讲述角度不一样）

　　第六个大段落，讲这次事件在当地产生的震动，以及政府对这件事情的亡羊补牢（拘留当事人，处罚不作为的政府管理部门和人员，以及这些措施采取的时间离事件发生的时间有多久），还有人们对这些举动的分析（包括医生的、患者的等）

　　这样下来，文章中没有出现记者的或者借专家之口的评论，但整个文章传达出了记者对此事的看法：正是因为政府在历次或大或小的医患矛盾中充当了一个不合适的角色，使得应该由法律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破坏了法制环境，人们没有条件寻求正当的解决途径，只好诉诸民间手段。因此会出现衡阳事件这样恶性的结果。

　　在采访这样的纠纷类事件中，记者应避免过多地纠缠在孰是孰非的细节问题中，从高一点的地方看这个事情。在责任没有权威判定之前，回避探讨对错问题，而是通过深入的采访，去揭示其为何发生的原因。

　　“揭示”这个概念，不是进行专家似的评论（既不能自己评论，也不能找专家替自己评论），而是找有说服力的事实来证明你对这个事件的判断。要相信读者自己有脑子，能够从你所提供的事实中得出他的结论，不要试图替读者思考，因为第一没有足够事实的支撑你的思考站不住脚，第二你的思考未必是正确的权威的，你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附原文

医生缘何会受尽“人间最下等的凌辱”
——对湖南衡阳五·一一医患冲突事件的调查

　　5月11日，一个年龄3岁又2个月的名叫尹麟的男孩在湖南衡阳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死亡，此后死者家属对主治医生袁晓平殴打达四个小时之久，令其颅底骨折，几近瘫痪。这在当地被称为“5·11事件”。距此事大约一月之前，由国家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罚条例》正式出台并将于今年9月1日实施。衡阳“5·11事件”让医疗人士对日渐增多并愈发恶劣的医患矛盾更为关注，依靠法律而不从体制上进行改革能否缓解这一矛盾引人深思。

■“他当时都被打糊涂了”

　　2002年5月11日凌晨1时48分，在湖南衡阳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附一医院）急救病房，一个年龄3岁又2个月的名叫尹麟的男孩心跳停止。

　　抢救持续到2：10，男孩瞳孔散大固定被宣告临床死亡。

　　尹麟的母亲黄淑金当场昏厥。

　　小男孩的主治医生是值夜班的急诊室儿科主任袁晓平，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副教授。

　　6时40分，附一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苏顺接到科室打来的电话：“两个护士被绑架，袁医生用错药把人打死了……”

　　王在6时50分赶到急诊科时看到的袁晓平“不见了眼镜，头发湿漉，脸色苍白，赤脚站在大厅门前，虽依然穿着白色大褂，但上面血迹点点，粘着泥水；裤子已掉，下身只穿了一条内裤”。事后袁曾称自己当时穿着裤子，但与儿科急诊室一壁之隔同值晚班的内科医生曾斌坚称袁当时只穿了一条内裤，“他当时都被打糊涂了”。

　　曾注意到袁当时还抱着一个男孩的尸体。

■“为了减少肉体的创伤，保留下生命”

　　袁被强迫抱起尹麟尸体的时间，大约是在6时左右，——袁之所以能估计出这一时间，是因为他站在门诊大门前看到天已放亮，陆续有卫生员走进医院的大门。

　　抱着男孩的尸体，袁被挟持着走向医院家属区。在刚出门那一刻，袁的左后颈遭到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的猛击，这位青年打人的手上缠着铁链，自称是死者的“伯伯”。事后经查，他这一击造成袁胪底骨折，颈椎间盘膨出，几近瘫痪。

　　袁对那一刻的描述是“大脑一片空白，恍恍惚惚”，虽如此仍被迫抱着死去近4个小时的小男孩的尸体在医院内走了两个来回。

　　再次回到门诊台阶的高处，站定后，面对街道，面对同事，袁抱着已死去4个多小时的尹麟的尸体喊道：“是我一针打死了小孩！”袁称这是“为了减少肉体的创伤，保留下生命。”袁曾坚持不喊，但遭到痛打。

　　此话出自一个医生之口，袁终生难忘。

■“你快到医院来，袁快被打死了！”

　　喊完后，袁被死者家属挟持到挂号窗口，所有挂号的人也被一并赶走。

　　急诊科主任王苏顺与袁共事多年，见同事落此下场不忍卒睹，7时25分王拨通了附一医院副院长杨林的电话说：“你快到医院来，袁晓平快被打死了！”杨指示找总值班室。8时王三次打向市政府，5次打电话给110。

　　王苏顺对时间的记忆如此准确，缘于事后曾到邮电局查证自己通话的时间，其中打给市长和副院长杨林的电话皆有记录，王称不知为何给110拨的五个电话没有记录。

　　这期间袁喊完“是我一针打死了小孩”后被挟持到挂号窗口“示众”。

　　7时30分是挂号室的工作人员上班的时间。病人也忙着在此挂号。王苏顺看到一位五十岁的男性，一对30岁左右的男女和两个20多岁的男子最为凶狠，几人声称谁挂号就打死谁。有病人因此挨打。

■“没办法，只能抱着”

　　袁抱着死者站在挂号室窗口又有一个多小时之久，门诊大厅一时挤满了病人，围观者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急诊大厅，护士长黄春莲对医务人员说快去救袁医生，医生丁正东上前阻拦，左眼被打肿。上前劝架的医生戴小明被打得逃往楼上。泌尿外科的刘志文一句“有事好说，不要打人”，结果被打成鼻骨骨折。

　　在周围众人的小心议论声中，袁再一次被强迫抱着死者经约二百米长的道路走到医院办公大楼前面。遇到相识的人，面对他们的询问，袁只能反复说“没办法，只能抱着”。

　　约在8时30分左右，几位副院长出现在办公大楼下。

　　袁说最终自己是被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医生和学生在门诊大楼前解救出来的，有人让他扔掉死尸，他说对死者也是要有一点人道的，将尹麟的尸体放在一个花坛上后被同事保护起来去了医院办公楼。

　　对于自己这一段时间的遭遇袁用“受尽了人间最下等的凌辱”形容。

　　解救袁的过程中，11名医院职工被死者家属打伤，轻微伤4人，微伤7人。

■4百多名职工聚集在一起，打出横幅“严惩凶手”

　　事后衡阳市公安局110巡警大队12名警察到了附一医院， 随后20名防暴警察到场。至10时左右，两位市政府副秘书长赶来，一位姓曹，一位姓潘。下午3点，两位副秘书长分头跟医院职工和死者家属协调。

　　跟院方协调时潘秘书长说：“这是一起由医疗纠纷引起的医患冲突。”

　　此语一石激浪。

　　有的医生冲台上扔矿泉水瓶，一些医生愤而离场。

　　而一位医生传来副秘书长向死者家属协调时说：“医生对病人抢救不彻底，负有责任，应向你们赔礼道歉。”

　　矛盾一时激化。

　　所有医生离场，4百多名职工聚集办公大楼前，打出横幅“严惩凶手”、“还我尊严”、“维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一些在附一实习的衡阳医学院的学生喊出了“老师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此语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但在各方劝说下，人群没有上街游行。

　　下午副市长王宏来到附一医院，向聚集在办公楼前的医务人员宣布：这是一起由医患纠纷引发的殴打、侮辱医务人员、破坏医院正常秩序的违法事件；责成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专案班子立案侦查，对触犯刑律的采取坚决措施；对群众反映的公务人员失职和不作为行为，由市政法委负责调查处理；医患纠纷由市卫生局牵头按法律法规调查处理。

　　当日晚10点多钟，死者爷爷尹吉国等5名家属被带到石鼓分局留置，5月15日，尹吉国等二人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
　
　　事情至此得以暂时平息。

■留分头的提出，尸体暂存病床一段时间

　　5月18日下午，事情过去七天之后，记者在ICU病房见到了袁晓平。所谓ICU病房即重症监护室。袁的上颈部套着颈托，脖子转动依然不够灵活。袁回忆说，在尹麟的心跳停止之后，他曾采取了体外心脏按压注射呼吸，心脏“三联针”等抢救，但没有成功。男孩死后，其父亲尹盛军昏厥的妻子抱出急救病房。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来了两个人向袁医生询问死者的病况及死因。一位穿深色夹克上装，手持密码公文包留着分头的人说可以代表家属做主。留分头的提出，尸体暂存病床一段时间，让死者的爷爷看最后一眼后再送太平间；死者未用完的药物予以保留。

　　尹麟的母亲黄淑金说袁曾以人格担保不动现场。

　　袁解释说，当初只是说未用完的药物予以保留，现在一下又扩大到现场了。

■袁医生遭受4小时羞辱

　　约两个小时后，正在休息的袁被护士喊起来后，到过道上一看，通道挤满了人，有一二十人之众。他赶紧退到急救室护理站。
有家属质问袁：“你为什么要害死他？为什么要一针打死他？”袁说没有。尹盛美拿起金属病历夹朝袁医生砸去，没砸着，掉在地上。袁给医院总值班的打电话，让领导来。

　　这时，一人抄起护理站办公桌上的搪瓷缸就扔过来，用来放置温度计搪瓷缸，内盛有84消毒液。袁当即感到两眼火辣。紧接着飞来一个盛有蒸馏水的搪瓷缸，袁头发因此淋湿，右耳被击中流血。站在袁右侧的死者爷爷也抄起办公桌上的5本金属病历夹猛砸医生的头部。

　　黄淑金回忆说他们来一看，发现药水动了，叫院领导来，结果来的是医务科和保卫科的科长，不能做主，事情因此闹大。

　　医生曾斌看到事要闹大，忙去喊保安，但保安没起作用，又拨110，10分钟后110到现场，来了两个人，但10多分钟后离开。

　　此后袁和护士刘新虹、薛永娇被关在医务科，等院长来。十多分钟过去，院长没有出现。

　　三人被带到了楼下，走到医院高压氧舱旁，来了两三个年轻男子，一人将袁踢倒在地，几个人上去踩。

　　袁的鞋子是在这时被打掉的。

■一个少儿的死，何以引起如此激烈的冲突？

　　袁说进急病房的病人不外两种结果，抢救成功或失败。

　　因而死亡在急诊所并不鲜见，5月20日，在急诊所记者亲眼见到一位刚送到医院的由于追拿嫌疑犯而突发心脏病的警察死亡，其亲人泪如飞雨，几近失声。

　　值班的一位护士平静地说，今天已死了三个了。

　　一个少儿的死，何以引起如此激烈的冲突？

　　对此疑问，王苏顺回答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并非第一次发生此事，他说，一月前，某女在生日宴上饮醉之后到附一医院洗胃，其夫怀疑医护人员行动迟缓，叫来８０多人在附一医院大打出手，而医院的保卫科形同虚设。此事至今无果。

　　王介绍说去年附一医院大的纠纷6起，中等10多起，小的40多起。历年来还有3 起还在法院未决。

　　一位退休的医生向记者讲了附一医院近年医疗纠纷的一些事例：

　　89年二外科护士被病人家属罚跪，领导不管。

　　几年前三外科李汉贤主任为江东法院副院长手术死亡，医院赔了几万元。

　　96年，医务科长李炎生为小儿科患儿死亡，家属闹事，院长未出面，李被打。最终照赔。

　　对于这类纠纷，医院多采取“花钱买平安的私了态度”。

　　这些纠纷虽然责任一时难以说清但都未按照正常程序先进行医疗责任鉴定。5月11日政府向死者家属道谦的表态激起医院职工的不满即是这种表态是在没有进行医疗鉴定之前就已经认定责任在医院。

　　记者在尹麟5月8日曾就诊的四一五医院核实尹当时的病情时，在其院长的办公桌上看到4月19日的《健康报》头版刊登的便是《学习贯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覃院长说我们都在学这个。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个月前刚刚颁布，并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但这个条例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让人怀疑。覃说医院一旦发生纠纷。政府往往会出面。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

　　附一医院的医生反映说政府常常以“附一效益不错，赔些钱算了”了事。

　　记者到市政府才卫生局和市公安局采访，几方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效益在衡阳的企事单位中排名靠前

　　附一医院原为衡阳地区人民医院，成立于1958年，在1984年改称当地衡阳医学院的附属第一医院。一直是当地最大的一所医院，员工1，400多人，其医医疗设备在当地皆是最先进的，效益在衡阳的企事单位中排名靠前。

　　2001年，衡阳医学院和衡阳工学院合为新的“南华大学”。南华大学在行政设置上为国防科工委与湖南省教委合办。因而附一医院的上级单位是省卫生厅，而不是衡阳市卫生局。

　　但座落在衡阳市辖区，不免要顺着当地政府。

　　一些医生据此认为这导致当地人认为“附一有钱搞，在附一好搞钱，一闹钱就到手”。这是当地医患纠纷表现愈为恶劣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对附一医院当地百姓也颇有微词，服务态度不好，医药昻贵。因为附一在当地是一家设备较好的医院，有病又不得不找上门。

■当地百姓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得知此事

　　衡阳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医生被打一事在附一医院医生和南华学生中被称为“五·一一事件”。

　　事发后南华大学要求医生和学生做到“五不准”：“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准散发或评论5·11事件；不准上课时评论5·11事件；不准上网谈论有关5·11的事情；不准参加有关5·11的串联、集会、游行。”

　　为此，5月17日，医院召开科主任以上的干部会，要求接待新闻记者必须经过党委办。这一规定让记者在附一医院和政府部门的采访大为受阻。南华大学的校园网因此关闭。

　　于是这一消息在网络的一些论坛以一些极度愤怒的贴子传播，其间不免夸大其辞。由于当地媒体的沉默，当地百姓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得知此事的。对于事件的看法也是两种态度：医生该打，这个医院收那么多红包打死才好；另一种看法是黑社会太猖厥了，110更不像话。

　　一个退休的老医生告诉记者，红包现象在附一医院很普遍，每次手术红包300，500到1000不等。若有病人胆敢不给手术就会一拖再拖。在医院做一个最小的手术切除阑尾住院费要达到3，500到5000元而实际其总成本不会超过1，000元。这种医生的形象让当地百姓对医生不齿。

■体制因素的困扰

　　有媒体评论说，中国医疗制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发展随着医疗费用的猛增和基本医疗水平的下降。

　　医疗费用猛涨，缺乏财政监督和医药部门的腐败现象使政府在医疗制度改革道路上步履艰难。

　　体制危机落实到人际关系上，大概是病房里所有矛盾的原因所在。患者对医生一直是尊敬下的小心翼翼，惟恐医生不耐烦，不小心把自己的病耽误了。

　　从医院一方来看，市场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此改善医院的投入体制。一份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医疗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7%，约为1万亿美元，等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医疗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中国国家卫生投入占世界卫生投入的1%，却服务了占世界总数22%的人口。中国国有医院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国家拨款，外加以药养医，医生的技术劳动成本很低。

　　王苏顺说，医生一直是负重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比之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医生得到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是不对等的。在附一一般性手术，医生从医院所得平均只有220元左右，这可能是导致红包现象较普遍的一个原因。

■政府从侧面表明的态度差强人意

　　5月20日《衡阳日报》在四版登发了《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维护医疗卫生单位医疗秩序的通告》。

　　记者在其第十条看到“对挠乱医疗卫生单位正常序，殴打、污辱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损坏公司财物的，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要火速赶往现场，并采取措施，对肇事者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有医生说，这是自5月11日以来公布于当地媒体第一篇对于“五·一一事件”皮里阳秋的反映。这也许从侧面表明了政府对于此事的态度。

　　但是这种中国式的政府反映其实早在去年7月10长沙一名医生被患者亲属46刀砍死，同月25日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被患方打伤之后，国家公安部和卫生部也曾联合发布公告，要求公众遵守医疗机构的有关规章制度，否则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同时要求医疗机构加强管理，禁止乱收费，认真执行相关的医疗规章制度。

　　一位退休老医生认为必要的法律自然不可少，这一事件也暴露出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令人愤慨的不作为现象，其实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政府对日益严重的医患关系的无计可施，哪一方闹得凶就会在政府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政策中获得一定地倾斜。而不是交由医疗鉴定部门还以医生清白，或者对确有误诊的医生施以惩罚。

　　这一方面造成医生对于一些严重的病人不敢放手救治，也使患者以为治不好病医生是有责任的。

■日益血腥的医患冲突是一个信号

　　没钱看病对人们而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可能是生死问题。

　　一位医生说在涉及生死的选择时，人们往往会倾其所有寻找好的医院治病。医院的一些不好现象在救治时患者一方则尽量忍受，但是如果救治无果，患方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情绪就可能失控，对在医院所遭受的不満会回敬给医院和医生。而在其他各个方面听到的医疗腐败的耳闻和医疗鉴定的不可期待性则成为这种仇恨的支撑。

　　不铲除医药界的腐败现象，医疗就改革难以进行。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日益血腥的医患冲突是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