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宋鹏飞

　　 到今天，宋鹏飞在我的电脑里，还是一个固定词组。

　　知道他是在1999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我的同事高丽莉去采访他并写了报道，我是看报道知道他的情况的。去年下半年我做新闻回访栏目，曾经想到要看看他的近况，我给他发了邮件，但他没有给我回。在当时我查阅了很多他的资料，在aizhi网站有关于他的详细情况，但很旧了。

　　宋鹏飞是我唯一一个只试了一次就放弃的采访对象，因为我想象得出他对媒体和公众的排斥，同时也感觉自己的无聊与冷漠——也只有在艾滋病日的时候，媒体才可能又想起他，利用他来表示自己的姿态，但这里边谁真正关心他呢？反省自己，我也没有真的打算进入到他的生活，关心他的处境一如关心自己的亲人。

　　又到艾滋病日的时候，他果然又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我看了几乎所有关于他的报道。在电视上，他冷漠而且拒绝，未发一言。他的父亲倒是对记者说了很多，关于他们的困境。我的同事在11月30日那天电话找到他，但他拒绝了采访。这是我预料得到的结果。我庆幸我没有对他死缠烂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无法想象我怎么面对他因我们而产生的敌意，我会非常惭愧——尽管我没有参与过对他的伤害。那天我曾经想为此写个评论，发在我的版上，以表达我的感慨，但最终放弃了，这里边，没有谁是能够指责的。

　　这让我又一次想到媒体的软弱无力。我相信每个采访过宋鹏飞的记者，都不会无情到完成任务就把他抛在脑后，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媒体只能满足公众的需要，而公众，除了在一年一度的艾滋病日想到施舍一下他们茶余饭后的同情心并且关心一下自己如何防范遭同样厄运外，还会有什么呢？不是不想穷追猛打下去以做到点什么，可除了艾滋病日实在是师出无名，报道他会有谁关心？光领导一关就通不过去。

　　人们总把媒体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可这根稻草，实在是担不起什么重任。

　　宋鹏飞最初求助于媒体（公众），最终牺牲于媒体（公众）。要知道，这世上大部分人对于无关自己的人和事情，都是麻木的。

　　对于宋鹏飞，我不知道我还能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我唯一的力量就是媒体，可这个对他只剩下伤害。除此之外，就只剩捐款这种廉价的表达关怀的方式了。可这个只能是杯水车薪，宋鹏飞只是千万个感染艾滋病而又无力治疗的一个，对于其他人，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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