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环路边上，永定门火车站附近，有一条著名的“上访一条街”。在这条长不及300米，宽不及10米的胡同里，零散露宿着来自各地的几十名上访者。去年11月1日起进行的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部分，就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
人口普查当天，各报记者随同公安机关护驾的人口普查员于11月1日凌晨到达这里，进行了短暂的表演式的普查登记，在媒体的镜头下煞有介事地声明“不要怕，我们是人民警察”，并在完成调查后帮露宿者掖了掖被角。随同的记者后来跟我说“第一次知道北京城里竟然还有这样生活着的人”。
几天后我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选题过来采访，那是一个黄昏，胡同尽头的国务院信访办已经下班了。我和那里正在烧水做饭的人们聊了一会天，其间不断有人主动过来说话，也有胡同里的住户路过停下来听听。在我临走之前，他们始终不知道我是记者。
后来这次采访我写成稿件，经过领导的一番删改之后见报。删改前的稿子内容如下：
人口普查第一站
城市里的流浪者
60多岁的老余在北京的街头接受了人口普查，那时是11月1日的凌晨，老余正在睡梦当中。当人口普查员叫醒露宿的老余，向他询问他的户口情况的时候，老余说：“你看我像哪儿的，就写哪儿的吧。”
这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启动的第一天，人口普查的第一批对象是居无定所的人。几十名普查员、公安干警和记者从国务院信访办附近开始，历经天桥危改地区、北京南站、清河镇水果蔬菜交易市场、马莲洼街道，完成了人口普查第一天对居无定所者的登记工作，老余露宿的国务院信访办附近，是普查开始的第一站。当普查员登记完毕，给老余掖好被角，嘱咐他小心着凉的时候，老余说：“不会，睡习惯了。”
■露宿者的小胡同
老余山西口音，60多岁，来北京已经18年了，一直住在这个胡同。记者不知道老余是否他的真实名姓，只是听别人叫起了这个发音。老余是为多年前的一桩案子来北京上访的，这一来就在没有再回去，记者问起他想不想和家里人团聚，他叹了口气，说“谁还管得了谁呀。”
在这条长约300米、宽10米左右的胡同里，露宿着十几名上访者，他们挨着墙根铺上塑料布、被褥，就睡了下来。生活来源是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翻垃圾桶，捡垃圾卖钱。胡同两旁的墙上到处都是焦黑的烟火色，那是露宿者用砖头垒起灶坑，烧水煮饭造成的。记者来到这条胡同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天色刚开始昏暗，露宿者陆陆续续回到胡同，开始做晚饭，他们拿颜色同样焦黑的铝盆铁桶架在火上，放上一些菜叶子和水，撒一点盐，烧熟了就是他们的菜，主食是买来的馒头。黑龙江来的另一个老汉告诉记者，他们有的时候还会买肉架在火上烤，改善伙食。老余补充说这样做熟的肉比较硬，不过吃一阵子就习惯了。
老余口音很重，他和记者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但记者能听懂的没有几句。他对面住的是一个安徽来的妇女，带着一个5、6岁大的孩子，她的话记者一句也没能听懂。在记者与老余聊天的时候，老余的邻居回来了，他怪记者占了他的位子，很不高兴地告诉老余“聊天到一边聊去”，“天黑了，我该睡觉了。”
天色暗淡了，胡同里闪着很多火苗，点火用的干枯荆条冒出滚滚浓烟，很是呛人。
■街上的人生
黑龙江老汉断断续续来北京14年，中间也常回家看看。老汉是个随和豁达的人，和老余的阴郁有很大不同，他讲话条理清晰，处世练达善良。记者刚到这条胡同的时候，遇到一个因人际关系处不好而打算上访的门头沟女青年，拉住记者给记者念她从杂志上抄下来的格言警句，声音抑扬顿挫，中间还不时地停下来问记者“这个意思你懂吧？”记者对她琐碎的讲述颇有些不耐烦，但黑龙江老汉却一直耐心地开导她，给她讲人生道理。直到女青年毫无回应愤愤而去，他仍不断和记者讨论：“她就是一口气憋住了，想不明白，找个人家结婚就好了，你说是不是？”
天快黑的时候，胡同夫妻邓殿全（音）和他的妻子过来和记者聊天，邓20岁来京上访到今年是43岁，他的妻子面色漆黑，猛一看吓人一跳，那是被毁容造成的。邓35岁时经信访办工作人员撮合与他现在的妻子、来自河北的上访者结婚，此后8年里，一直露宿于这个胡同，以捡拾垃圾为生，没有孩子。
邓的表达非常有条理，分析问题也很到位，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据他自己说他曾短暂回乡任过学校校长。邓自己的案子现在基本解决，他现在在为他的妻子上访。
除了安徽妇女的孩子，胡同里还有一个11岁的男孩。两个孩子对父母的事情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在胡同里旁若无人地玩耍，就像每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
胡同露宿者和周围的居民有着一种保持距离的良好关系，信访办的大铁门随时可以打开，让他们提着铁桶进去打水，铁门外的几个水泥管子就是露宿者的橱柜，存放着他们的杂物。记者和邓殿全聊天的时候，一个骑三轮的胡同居民一直在旁边听着，并和邓等人熟络地打招呼。记者离开的时候，胡同旁边的一扇门开了，一个老人从里边出来，抱了一床被子给邓的妻子让她拿去用。
■为尊严的一辈子
胡同里的人似乎都有传奇故事，但由于口音复杂，经历的头绪又太多，记者都没有弄明白。山西老余说他要是官复原职，怎么也是县市级领导。邓殿全曾信访成功回家恢复工作，因为发生新的情况又重新走上信访之路。
记者问老余何必非要赌这口气不如回去平淡生活，他对记者提这样的问题表示有些诧异，他的回答由于语音含混记者没有听清。记者回来后和一个朋友讨论到这个问题，朋友说人活着不仅仅是活着，没有尊严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记者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北京的夜里刮起了大风，在暖气没供的屋子里，穿着大衣的记者感到了刺骨的寒冷。采访回来的当天记者曾想送床被子和食物过去，朋友说：“他们不是乞丐。”
聊天的当天，邓殿全说话声音奇大，弄得我很紧张。他们告诉我这里平日不许记者进来，否则会通过上面的渠道找相关单位。邓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云山雾罩，想到那里说到那里，只能听懂一个大概，总的意思是他们相信党，他们的事情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因为基层有坏人，所以他们要到中央来告。后来我了解到老余真姓黄，是青海人，籍贯陕西。邓殿全后来看到了报纸，大概是胡同里认识他的住户给他看的。我没有再去找过他们。
1月中的一天，离过年已经不远。我在单位值班，传达室通知我有人来找。我让来人上来的时候，传达室犹豫再三，似乎很不情愿。等来人上楼，我才知道是邓殿全和他的妻子。他们衣着破烂、面目污糟，身上的气味老远就能闻到。我在走廊里和他们谈话，旁边过来过去的同事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倒不是嫌丢面子，我是怕同事认为我在做秀，“假装同情下层人民”。
邓殿全他们所来的意思是希望我能看看他妻子的材料，帮她主持公道。在他们长时间的叙述中，他们互相争吵着，说话夹七夹八，罗嗦不堪，拿出来的一份又一份材料都语焉不详，充满情绪化的文革方式的含冤谩骂词句，指向要么是地方公安局，要么是省政府，要么是法院。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明白这起始于1993年的案件是因为农村中常见的土地纠纷，他妻子（当时他们还不认识）出于落败一方，被对方殴打以至于毁容，对方看样子在当地有些权势，她几次上告都因没有确凿证据而被驳回，她于是走上信访之路，历时8年。在我对简单案情的分析中，我发现她毁容一事，确实很难找到足够证据说明是因那起殴打所致——尽管我相信如此——她被殴在先，毁容则发生于事件结束一个多月后，即便通过法医鉴定，也恐难有特别准确的结论。
邓他们对我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我自己清楚这样的事情完全没可能见报：一是事情太小，二是不具备新闻性，三是时日距今太久，也没法有明确说法。我了解这类事情，放到大城市中会有比较理性的解决之道，但在农村，因为当事人不了解其他解决途径，再加上小地方恶势力又显得很欺负人，就只能去找“青天大老爷”。
按以往，这样的事情我们理也不会理的，不是没同情心，而是能力实在太弱类似事情又实在太多，管不了也管不过来。但这次是人家求到头上来了。我答应他们想想办法，送走他们的时候，邓的妻子——说话因为太罗嗦而被我多次打断——感激地看着我说我是个好人，因为“和气”。我可以猜出她这样想的原因，像她这样的装束和头脑，到哪里恐怕都没有人耐烦听她说话。
她所在的省恰好我有个朋友在政府机关任职，我给他写了信，拜托他托人关注一下。这个要求实在很强人所难，因为这事既不是他管辖范围，这样事实不清当事人又无知的滚雪球似的案子也不好解决。出于交情，那个朋友答应了我的请求，帮我在她所在的市找到一个负责人，让她们去找他。不过，我对她们这个事情的解决仍不乐观。
前两天，我又去了信访一条街，把这个消息通知他们。邓殿全老远看见我就把手从破烂的手套里掏出来向我伸过来，但是我没有跟他握手，因为那实在是太脏了，我几乎连姿态都做不出来。我把写了人名的纸条给了他，并就他那套完全无用的材料给了他一点建议，让他把事情捋捋清楚再去找人家，不要一说话就缠夹不清。他完全没明白我的建议，又向我重述他们这个事情，我听得不胜其烦，但又不好打断，只好等他稍做停顿的时候跟他道别，并把卷的细细的200块钱塞给他做路费。这个举动显然惊动了他，以至于他无法再继续罗里罗唆地讲他的故事，他语塞了，迅速离开。老黄跟在我后面追了出来，恳求我也看看他的材料。他相信邓殿全的事情能有解决的机会，完全是因为我在报纸上登出了邓的名字，而他则因为我写错了名字无法得到别人重视。他一遍一遍地向我复述他的名字，请求我再在报纸上给他写一下，他说：“不用说我是什么事情，就提一下我的名字，他们就会管我了……”
我怎么才能让他明白事情完全不是这么简单呢？我没有任何能力再帮他们任何一个人，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很残酷地拒绝了他所有的提议，包括帮他转交材料给相应机构——我往那里转啊，他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那时候负责的机构现在早已烟消云散了吧？
同情是一种奢侈的感情，不是一把眼泪几块零钱就可以做到的。我相信这世上那些自命善良的人里，恐怕都没有几个能有耐心做到听完他们的故事，更不要说做别的什么。由于能力的缺乏和责任的重大，我宁愿也不得不承认我是个缺乏同情心的人。
这些人，这些无告的人，恐怕要终其一生继续这种无望的等待与纠缠，他们是社会不公的牺牲品，可谁又能说这跟他们自己没有关系？在和他们几次的接触中，我深感他们的无知和无用，听他们说话急得我每每不耐烦地打断，而我平常从没有这样的习惯。无告不仅仅和制度有关，也是因为他们的眼睛看不到别的道路。
他们为这个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啊，人只能活这一生！每次和他们接触之后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样消失在人群之外的人生啊，他们该由谁来负责呢？
20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