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一家民营广告公司任职，该公司一直运做《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的几个时代版面，也聚集了大量的资金，在97年，北青报决定收回外围公司运营的版面，所以我们面临要寻找新的媒体项目，这时，通过我与《生活时报》的接触及前几轮谈判，一个大的决定在公司决策层形成——全力玩转一份日报，这在当时的媒体环境是很难想象的，但事在人为，这样的刺激同样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传媒人和广告精英：包括当时北青报新闻周刊的主编钮明及北青报社中的一批精英、现恒基伟业副总裁孙陶然、以及后来参与过此项目的老猫（现《生活咨询》总编）、陈西林（现《网络报》总策划）、胡富（现《午报》总编）等等。

　　在具备媒体经营必备的两个前提——资金、人才后，《生活时报》大概在97年中开始改头换面，鉴于当时的媒体政治环境，这一项目是通过买断《生活时报》全部广告版面的形式来运作的，合同中并没有涉及到编辑权的问题，这就为各方以后的磨擦埋下了隐患。记得当时合同的初稿是我拟的，由于时间太久，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合作期限大概是7年，每年按递增比例支付给报社广告买断费（恕我不能告诉大家具体金额）。

　　前面说过，《生活时报》这一项目已经有了必备的两个前提——资金和人才。但却缺少最重要的一项——体制问题，特别是在《光明日报》社这一娘家中，如何把报纸的核心——编辑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成功的关键。记得当时钮明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的与报社领导班子沟通、磨合，甚至拍桌子骂娘，我是一直敬佩钮明的，他是一个优秀的报人（我本人认为《北京青年报》成攻实现三级跳有他不可缺少的功劳），但让他周旋于以上矛盾中，我觉得他的能量是无法发挥的。这其中还有孙陶然，他在广告营销、管理上是一个杰出的人，但在当时，他低估了一家日报经营的困难。“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编辑权一切都白搭。

　　另外要提的一点是，当时民营资金不象现在的风险投资，它经不起大的考验，一天天的看见资金从版面中流失，于是最早的双方矛盾变成了多方矛盾，虽然《生活时报》每天都在出版，但我们知道，撤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钮明最初作为大家的希望参与此项目，但后来却面临巨大压力，在退出之前，他想证明自己，于是这也就有了98年世界杯期间《生活时报》最为风光的日子，我现在也不明白，报社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月的编辑权放手，记得那时，每天早上5：00结束的比赛，7：00《生活时报》就会与读者见面，每天一个地铁站的几百份报纸在半小时全部卖光。广告收入也是节节胜利。

　　紧接着便是全线撤退，钮明回到〈北京青年〉周刊，孙陶然回到恒基伟业，同时自己投资了〈生活速递〉，其他人也各奔东西，我也与几个朋友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运作了一份杂志。

　　再后来，《生活时报》几次改版，但效果并不好，我也不再关心了。

　　今天，只是告诉大家一段事情，但写到这里，我突然萌发出一个想法，我想好好整理一下思路，把《生活时报》这个项目的失败总结一下，在资本热衷于媒体的今天，也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01.10.31

附：答网友问
　问：您好！我看到了您在传媒社区贴的关于《生活时报》的文章。您觉得《生活时报》不能成功的原因似乎是因为经营方没有编辑权。那么您是否认为现在资本进入媒体就一定会失败呢？
　　非常想听到您的意见。谢谢！

答：您好！
　　<生活时报》的项目是一个特例，并不是说所有资本进入媒体不拥有编辑权就会失败，因为当时我们去做<生活时报》这个项目时，不但有资金介入，而且有办报人才的介入，这就决定了以下两个结果，第一，我所用的是资金二字，而不是资本，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运作模式也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想：投入这么多钱，总想把所有的东西要拽在自己自己手中，但又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就请来一批报人来一起做，这与现在资本的介入办法不一样。第二，正是因为不同的报人有不同的思路，谁都想控制，这就必然不会成功，现在回想，也许当时我们完全不要编辑权，只经营广告的结果可能要好，至少不会把广告经营失败的原因完全归于没有编辑权，这样有助于自己反省。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现在的媒体环境有较大改善，传媒业也被冠以“中国最后的暴利行业”，资本热衷于媒体有自然的原因，我想说明的是：除资本以外，还有很多资金、很多人都想介入媒体，总结《生活时报》的失败经验对这一部分人应该会有借鉴意义，另外对资本在选择媒体项目时会有所帮助。

　　　　　　　　　　　　　　200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