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沉船的那篇稿子做的很不满意，其中既有经验问题，也有技术问题。
抵达重庆的中午，把行李放在宾馆后就直奔沉船现场。从重庆市区做长途车到长寿还要两个多小时，到江边已是下午3点多了。因为当天晚上就要往回发稿，心理很没底。
到了江边，只看到岸边小岩子码头高高的堤坝上围的是人山人海，江面上根本看不到沉船的影子。岸边的人有抱着小孩聊天的，有拿着毛线打毛衣的，有溜狗的，还有的什么都没带，就那么仨一群俩一伙的冲着江面指指点点，高谈阔论。这让我很诧异，事情过去两天了，江面上除了几艘打捞船（多数也没在工作），根本看不到任何沉船的痕迹，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围着看热闹？这些人整天没有事情做么？他们不工作么？怎么那么闲呢？我仔细听了听，大家都是在议论沉船的事情，但多是道听途说，没有什么人亲眼见证了那天沉船始末。其实来得时候就向出租车司机打听过了，事发当天是个大清早，除了赶轮渡上班的人，岸边几乎没有什么人，而这些围在岸边看热闹的人，显然不会包括每天需要上班的人。
很幸运，在岸边转悠了一会儿，碰到县委宣传部一个姓王的小伙子。小王告诉我，很多媒体都集中在区里的一座宾馆（是长寿最好的宾馆），事故调查组也住在那里，每天下午5点会定时发布“准确”的官方消息。
那天国家安监局的人也到长寿了，会上的内容不都在事先发给记者的宣传稿里。可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内幕”可言的发布会，中途还被带我来的那个区宣委的小王叫了出来，说是重庆市委宣传部的主任想单独跟我谈谈。市委的那个主任跟我聊了一会儿，我发现从他那也挖不出什么有用的材料，于是找个借口又回到会议室。后来小王又往出叫了我几回，我没搭理他。我当时就觉着小王神色有些不对头，但并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从重庆日报一个记者那才听说，原来重庆市宣委的那个头头一听说“北青”也派记者来了，就急了，说什么除了党报党台和中央媒体外，不让地方媒体记者听会，还让手下人把我给“轰”出来！小王自然不可能把我“轰”出来，所以神情古古怪怪的。当时听了我就觉得好笑，心想你不让我听我就不听了？只要在重庆呆一天，我就要每天都跑过来听。
新闻发布会开完已经7点多了，所有在场的媒体和工作人员都被邀请到一楼餐厅吃饭，小王也很热情的招呼我。可我当时除了官方的那点材料和现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晚上还要发个“焦点”，哪有心情吃饭。而且从重庆来长寿的路上就跟司机打听好了，长寿开回重庆的长途车晚上很早就收工（好象是6、7点钟，时间太长忘记了，但当时肯定是没有回重庆的车了）。而长寿是个偏僻的小镇，我当时既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数码相机，要想在长寿这个地方往回发图片，难了去了。
（后来在重庆碰到也在这里出差的杨大缸，就拿着他的数码相机拍片子，用他的笔记本写稿子。而他的相机跟几个兄弟媒体记者带来的笔记本不匹配，也借不着什么光。
所以要想往回传图片，只能回重庆用杨的设备。可以说，杨当时救了我一命。）
趁着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跑到接收沉船伤员的医院，医院显然已经接受了上面的指令，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包括伤员们现在用什么药。后来趁那个警惕性颇高的护士长出去跟人家说话的空，我偷偷翻了翻伤员们的病历，记住了其中一个据说是伤势最重的那个人的病（是个什么类型的肺炎），出来向一个小护士打听，才知道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每个呛了水的人都会有这种症状，而且那个伤员是否得了这种肺炎当时还只是怀疑。后来还是从这个小护士那知道了伤员们住的病房。
采访伤员到是很顺利，因为事先还没有记者来过这里，其中1个很爱说话的伤员跟我说了很多。住院的4个人有2个都不在病房，1个回了家，1个出去吃饭，可见他们伤的并不重。另一个小伙子不善言谈，只是说现在啥也记不得了，但他脸上那种惊魂未定的神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这2个伤员那里我得到了在渡轮沉没前后比较丰富的个人经历，稿子的内容我心里有底了。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和一个当地记者联系，得知他们还没有吃完饭。因为那个记者是开车过来的，所以事先和他约好，搭他们的车回城。回到饭店，我刚跟商务中心的小姐借了电脑写稿子，谁知写了还不到五、六十个字，他们就吃完饭了。可是刚刚跟编辑gee通了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在写稿子了。但那个记者看起来也很着急回城，我只好中断。
在车上一边跟那个记者聊天我就一边就盘算，要是现在有电脑就好了，可以在路上写稿子，可又一想要是有电脑还用这么着急忙慌地往市里赶？早在长寿就把事情解决了。我估算了一下时间到重庆肯定得9点多了，照片还没洗，稿子也没找到地方写，时间万分紧迫。于是就给杨打了个电话，居然他跟我住的是同一家饭店，而且他晚上不用电脑，谢天谢点地，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回到饭店我一边写稿子一边跟编辑通电话，听的出来，她那边也已经被催的不行了。最后总算在截稿前赶完了稿子，编辑又从网上攒了些文字和图片，总算把这篇稿子给拼上了。我这边长长出了口气，心里郁积的焦急、郁闷一下子全部释放掉，舒服极了。可一想编辑那边真正紧张的时刻才刚刚开始，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第二天再回长寿，意外地在岸边找到了一个死难者的家属。死者是个中年女教师，他的儿子就在岸这边的小学上学。那个小男孩很坚强，采访中几次强忍着不流泪。从他那里我知道他爸爸和其他死难者家属都被接到区里教育局的接待所去住，几天没回家了，我又跑到教育局。
事情过去了3天，教育局门口还是围着不少人，门口有警察把守。因为故意穿的很不起眼，很容易就溜了进来。院子里站满了家属，悲悲切切闹闹哄哄的。我刚一亮出记者的身份，所有人就迅速的围了过来。也就是在那里，我拍下了那个失去2个亲人的夫妇俩痛不欲声的照片。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拿相机的手抖的厉害，心里难受的不行。当我让他们的亲友拿着死者照片时（一个是他们年仅5岁的女儿，一个是那个妇女的母亲），他们已经无法坐稳在石台上，早已流干泪水的眼眶看不到什么湿润——那是一种从干嚎到干呕的状态，太惨了！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就为了几张图片，这么毫不留情的将那还在流血的伤口硬生生撕开。我是谁，我有什么权利这样伤害他们？就因为我打着记者的牌子，打着为他们说话的理由？
就在我忧郁的当口，院子里不知从哪儿跑出那么多警察，他们要求看我的证件，不允许我在这里采访，还要把我带走。家属们一下子就急了，他们拉扯着警察的脖领子，推搡着他们大骂。而大多数警察们手挽着手，如人体盾牌默默地与涌向他们的人流抗拒，还有几个警察也开始自卫性的伸手抵挡愤怒家属们的攻击。现场情况几近失控。夹在他们中间我无法劝阻，赶紧抓拍了几张相片，跑出教育局大门。没想到后面紧跟着几个家属，拉着我死活不让走，于是院子门外的人也越聚越多，警察们又向院子门外赶来。慌乱中我留下自己的电话，也留下了两名家属的电话，赶紧跳上一辆停在路边看热闹的出租车，催着司机快开车。
回到开新闻发布会的那个饭店我仍惊魂未定，成都一个报社的记者听说我刚从教育局出来还拍了几张家属照片，瞪着眼说：“你胆子也太大了。”他告诉我昨天来的时候教育局外面的人围的水泄不通，现场甚至有很多武警维持秩序，控制事态。看到这种情况他写了几张有自己手机的纸条，给了路边一个卖水果的小贩100块钱，让小贩等他走后10分钟再偷偷塞给人群中的家属们。其实那时我也有点后怕，但觉得很过瘾，毕竟拍到了还说的过去的照片。只是一想起那些家属撕心裂肺的神情，我就黯然神伤。直到飞机从重庆江北机场升空，我才感到把什么东西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城市。
200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