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作为

　　(以此文鼓励自己为zhengzhi.com写稿。据说写得好会有饭吃。当须加倍努力才是。定个目标无非是想时时提醒自己。因为凡我做事，总需有一定之计划。)

　　今晨不知何故，早早醒来。努力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好象刚七点半(一时未能找到眼镜)。昨晚明明睡得较晚，已过子夜时分。如此不足八小时的睡眠似乎与星期五的日子不相符。(自己的版面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何必不大睡一场呢？)不明白自己的是我。

　　躺在床上依然是不肯动身。强行闭上眼睛，劝说自己“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却不再有睡意。楼上小儿呀呀学语之声传来。第一次发现这楼的隔音真的不行。此前只是偶尔听到夜间拉灯绳的声音，却未曾听见人声。大概是楼里的居民们已经习惯于安静，而孩子却还不懂得维护隐私。事实上这个小区里大多是一些安享晚年的老人。如果有干扰，可能也只是我干扰了他们。我的晚睡晚起正好与他们的习惯相反。

　　突然觉得应该为zhengzhi.com写点什么。以前曾经多次承诺，却一直未动笔。尤其是郑直亲自撰写了《征婚启事》后，我读到一则留言，说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生活时报》之外的人事，感到“有点怪”(这位读者显然还不算最仔细的，因为此前曾有郑直亲自撰写之“怀念青年周末”一文)。读者的这种不习惯最初让我感到有点胆怯。我并非说除了《生活时报》以外，便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可写可说。我只是担心可别砸了人家郑直这块牌子。与栗子一说，她竟有此同感。原来都是胆小鬼。

　　前两天，GEE写了一篇关于外来人口普查的完全版。狠狠地刺激了我。人家大腹便便的(此回不是因为腐败。以后不敢保证)，却率先而为了，自己一个大男人，咋就那么没出息呢？再说了，不是还有编辑在把关吗？真的因此而砸了zhengzhi.com的牌子，也只能说是把关不严之过。

　　这样的安慰，加之榜样的力量，促使我很快拟好了四个题目。这叫做不写则已，写则写个痛快。(内在原因是想给编辑一个选择的余地，否则只此一篇，不用，伤了积极性，用之，影响整体水平，与其为难别人，不如自己勤快一些。这样的人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基本上不是自吹。)

　　第一个题目叫“国庆夜闯天安门”。第二个题目叫“拿钱砸谁？”第三个题目是“谁是娜塔莎？”。第四个题目在我到楼下吃完早点上来后已经忘了。但一定是有的。为了它们的写作顺序我在床上一直犹豫到九点才起床。总觉得每个选题都很好(疑为蔽帚自珍表现之一，未查，待考。)。其实，吃早饭时想起来，昨晚请客的是栗子，我为什么今晨会一大早就替郑直想选题呢？大概是因为“郑直报道”是固定的平定，我们望其项而无为，而zhengzhi.com却是开放式的。即栗子所谓“网络的空间是无限”。好了，不能再让别人说咱不作为了。写吧。从此作为。

　　　　　　　　　国庆夜闯天安门

　　今年的国庆节据说天安门广场也聚集了十几万人在载歌载舞。对这样的活动，我历来是主张参与者全身心为之，旁观者爱咋的咋的。在我居住北京的十年中，从来没有一次在十一去过广场，因为人多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比如，会不会出事啦，会不会突然捡到一个钱包什么的。好的坏的想法都有，相互抵消后，我就决定不去了。只是有一年十月二号的下午从大兴冒雨骑车去了一趟广场。并非雅兴所致，而是曾经许诺了人家，其中包括一个女生。为了诺言而已。当时的情景已经记不清。但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大庆前夕我和我的同事王卫冒雨闯进天安门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当时我们是以记者的身份去做采访。只是当时的情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令人惊讶得多。

　　1999年的9月30日，北京的气温突然下降，到了傍晚竟然下起了大雨。我奉命守在办公室，采访并编辑从9月30日12点到10月1日12点这24小时内参加检阅的部队和游行群众的活动情况。主要是准备情况。因为，一号凌晨，所有检阅部队都将提前七八个小时集结到长安街东侧。

　　此前的一个月里，我曾经通过朋友的介绍，和摄影记者王卫一起到阅兵村进行过采访。当时江主席刚刚检阅了参阅部队。听说主席临走时叮嘱，在正式检阅之前，请大家注意保密。主席的指示得到了坚决的贯彻。阅兵村的一位副总指挥，某师副师长热情接待了我们。但同时也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我虽然感到有点沮丧，但是还是为自己先睹了我军先进的炮兵车辆、导弹、卫星装备而高兴，并且获准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即使是正式参加阅兵以后，也很难如此近距离地拍摄到。正如人们在观看阅兵方阵时兴奋不已一样，我们提前感受了这种兴奋，并听到了更为准确的解说。当然，这种解说并不如电视台播音员那样铿镪有力。我总是很佩服他们(播音员)，在没有见到具体实物之前即已经可以激动起来了。正所谓听起来让人激动。

　　这次阅兵村之行虽然没有见诸报道(报社另一位同事在阅兵后曾经写过一篇探访记。只是，那时已经开始拆棚)，但是得到了阅兵副总指挥的一个手机号码，可以随时与他取得联系。他曾经邀请我坐他的车，一起到天安门去，但是要提前到达现场，否则就来不及了。我记下了他的车号，可是，我们领导说，现在人手太少，不能放我去。我由此失去了一次走进检阅第一现场的机会。只能通过电话与他们保持联系。其实，后来我自己想，既然我在办公室里也只是通过电话联系，何不让我到外面去，把电话打进来不更好吗？当时领导特别的忙，作出决定后就没有时间再听别人唠叨。我也就不再提了。

　　晚上，领导安排我们住在报社边上的一家宾馆里，并且把车子留了下来，供我们使用。意思很明确，随叫随到。出租车因为戒严已经变得很少。王卫有本，也有经验。我也有本，但是不敢开，尤其是领导的车。万一呢？过节，不能说不吉利的，总之我只坐在一边。

　　大概在十点钟左右，领导果然来了电话，让我们去天安门采访群众游行方队的指挥部。因为大家开始担心，雨到现在还没有停的趋势，那些彩车花灯，会不会有影响，参加游行的群众很多人都得提前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等待，而且要穿上节日的盛装，他们会不会淋坏了。

　　这也是我们私下里想的一个问题，可是，拿不准能不能去做。总的来说，我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天气冷算什么？人民群众热情正高昂着呢!可是，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能不考虑。后来知道，中央领导也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关注着参加游行的人民群众的冷暖，并且已经指示北京市委市政府要确保群众的健康，特别是那些参加滑轮游行的小朋友的安全。看来，在改革的年代，传统的思维是需要经常更新的。

　　接到领导的指示后，我们马上驱车上了二环路。因为此前已经接到通知，从崇文门往北、大北窑往西都将开始戒严，我们曾经担心车子能否开抵天安门。说实话，我们除了有记者证以外，没有其他的通行证，进天安门的许可证须等到达现场后与在场的另一位记者会合后才可能拿到。可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车绕过崇文门，直接插到正义路，一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这大概就叫做外紧内松。因为天安门管委会门口没有车位，我们只好在远处的路边停了下来，打着伞步行走进了管委会。

　　负责接我们的同行不知在忙什么，我们呼了她好几遍也没有回音。一楼大厅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我们只好掏出证件来向他们解释。说来也巧，正好几年前与我一起“重走长征路”(大学生的暑期活动)的团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先生也在这里工作，而且他是具体负责广场摆放的彩车的。“长征”中结下的友谊让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组织。那位应该出来接我们的同事说，现在她已经没什么事了，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觉得，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地走。因为走了，就再也不能轻易地进来。外面据说正在布置戒严了。虽然是同事，在这种时候也不必太客气，各为其主(部门)，各选角度。

　　因为有摄影记者相随，我们的采访进展很顺利。负责气象的同志已经从气象台得到保证，天气正在变晴，大概到夜里一点钟左右就会停雨，明天的庆祝活动完全有可能正常进行，而且天气将会特别的凉爽宜人。这个消息让大家欢呼了好一阵子。如果老天爷不给脸，这事儿可真的就应了那句俗语：泡汤了。全国人民怎能答应呢？后来，有报道说是气象部门采取了措施，把降雨云给驱散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听到这样的通报。只是不断有气象数据传到指挥部。

　　但是，就在大家紧张有序地工作时，出现了一个不相称的场面。广场上，负责花车管理的人员与警察干了起来。这事儿也是与我们有关。前面说过，我们并没有进广场的许可证。有关同志出于对同志的信任，表示没关系，可以由他们带过去。因为他们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再说，下这么大的雨，大家没事儿谁往这儿跑，不都是为了工作吗？我们说除了拍几张照外，一定要要采访一下那些一直守候在广场的彩车的维修保养人员。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些彩车至少也耗费三四个月的时间才制作成功，有的从设计到最后成型超过了一年。它们都是代表着各个省市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运用了多种科技手段和新型材料。有一些东西本来是应该放在室内的，现在拿到户外来，如果没有雨水也无妨。可是，偏偏此次要接受雨水的考验，工作人员的担心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到时有个闪失，那可是在国际社会丢了脸。谁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采访开始后，有警察过来干预，要求出示证件。我们出示了记者证以后，他并不满意。责问我们为什么不预先与他们商量。我留下来解释，让王卫先去拍几张照片。下着雨，有一辆警用面包车停在广场边上，我站在车外向车内的人解释，他们要求游行组委会的人来向他们解释，我便向他们招手，示意他们过来。那边传话过来，别理他们。 我就径直跑到彩车那边。我知道，自己不是来搞破坏的，是来报道他们风雨夜坚守岗位，意在表扬他们，总不至于会向我开枪吧。

　　开枪的确是没有。警察冲过来就抢照相机，组委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上前制止，并与警察发生口角，那位高个子警察不知那来的火气，用手揪着那位工作人员的衣脖，企图武力干预。大家怒责，要求马上停手，那人竟然无动于衷，直至团市委的那位同志亮明身份。其实，他胸前一直都挂着牌子。只是没有说话。警察的理由看似充分，因为记者进来没有佩带许可证。组委会的人指出，他们有权请记者进来采访，警察无权干预。在冲突中，保护记者的那位同志手上被划破皮，流了血。至于是什么东西划破的，说不清楚。那位同志当即表示，一定要把此事通报给上级领导。但是那位警察似乎并不在意，主动挺起胸来，报出自己的警号为110***********。王卫此时表现得十分出色，警告那位动手打人的警察，如果再不停止暴力行为，那就拍照曝光，另一位伸手来抓我的警察亦被我用雨伞挡开，人无恙，伞因此而折。这是同事小乐临行前借于我的一把新伞，印有报社字样。十一前夜，留在了广场。

　　我十分愤怒，大声责问，你们在干什么，本来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变成这样？没有人回答我。组委会的那位先生一再表示，此事没完，一定会上告。我说，如果需要，我一定会去给你作证。我甚至觉得有点愧疚。如果我们不来这里呢？可是，谁让我们是记者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整日整夜的疲劳已经让人失去了耐心与平和，还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老爷作风等等。

　　当我们离开广场时，雨已经变得很小，时有时无。天空中开始泛白了。我们在这里送走了9月30日，再过几个小时，阅兵方阵和游行队伍将要走来。我们需要回去发稿。

　　在24小时的见闻里，我写上了广场彩车安然无恙的一段。我写了警察在那里守候的事实。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地想，我什么时候会去为那位先生作证呢？

　　阅兵开始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守着电视，当我们曾经采访过的方队通过时，我找到了那些熟悉的面孔。我本来是可以在第一现场的，现在却坐在办公室里。如果当时不是去了天安门，而是去了副总指挥的车上，我会折了那把伞吗？我会怎样地去表达自己参加盛典的心情呢？

　　两年过去了。没有人要我去作证。我也一直没有还小乐那把伞。因为“伞”者“散”也。借与还都不是个好兆头。

　　时间会让人们变得平和。两年后的国庆节，人们继续在广场载歌载舞。恰逢战事起，我们更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在那背后再多一些平和，少一份霸道，我们一定会更喜欢的。

　　还是那句话，过节了，参与者请尽兴而为，无为者亦无可厚非，爱咋的就咋的。
　
　　　　　　　　　　200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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