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赵部长的对话

　　 认识赵部长，缘于一次采访。

　　京城的一位律师辗转找到报社，说是有一个农村题材的案子很值得追一追。索来材料细览，问题确实是有一些。最明显的就是当地的纪委与法院面对同一个事实，得出不同的结论。结果就是老百姓无所适从，或者说是他们希望选择对他们有利的那个结论。这种冲突如果能够见诸端，并引起某位高层人士的关注，应该说是一个值得花时间和功夫的选题。只可惜，我们的时间总是那么的少得可怜。功夫也没有修炼到相当的程度。

　　轻意放弃了觉得有点可惜。找到一个机会，决定自费去一趟河北省河间市－事件的发生地。看着丁峰也没有什么事，我便邀上他一同去。完全是想让他看看农村的一些情况。至于帮助采访，一起拍照或者人多力量大等都是附加的后果，并非初衷。过去，他好象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而农村问题总归是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管城里人是不否感兴趣，这一条任何时候都忽视不得。

　　采访是很认真的。我们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安排，直接进入了争议的焦点：齐会砖窑厂。

　　但是，谁说农村信息不畅通呢？我们刚在窑厂站稳，通往窑厂的各条马路上立即出现了人数不一的村民。骑自行车的、摩托车的、步行的都有。最后还出现了一辆面包车。是乡党委副书记兼乡人大主任。也是分管齐会村工作的马副书记。这个方圆二百多亩地，长满了杂草的废窑厂下子成了全村的中心。我们成功地劝说了来自不同派别的老乡们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到窑厂内部进行了实地的查看。我的手机不断地叫着，同行的律师担心我们会出事，不停地呼我，让我回到车里去，去村委会。

　　齐会村有近四千人，是远近闻名的大村。历史上著名的齐会大战就是在这里展开的。律师的担心和马书记想到一块儿去了。因为人越来越多，他们害怕控制不住事态。这是我们不曾想到的，为了避免产生新的纠纷。我们结束了现场的采访。回到村委会。

　　村委会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们分头与村民进行交流。此时我才知道，我们到村里的消息是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发布出去的。他们声称是“中央来人了”。我当即制止了村干部的广播。马书记说乡党委聂书记正在乡里等着咱们。我坚持在村里了解充分以后再去乡里。我们先后大约采访了近二十位村民。发现了一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去乡里进一步核实。

　　当我们告别乡亲们时，我无论如何不相信他们是一群所谓的无事生非者。如果没有委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成百上千的人集中到一起，共同诉说一些相似和相同的遭遇呢？难道是集体撒谎吗？真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去上访时都把过季的衣服带上，准备着被抓进去。这不值得鼓励，可也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我们车子很艰难地开出了村子。村民们一直在跟着。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几十几百个的。

　　与乡党委书记一起迎接我们的还有河间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赵部长。他递过来的名片是折叠式的。较为讲究。与我们握手问候后，大家落坐。我们简单地向对方表达了谢意，并明确告之此行的意在核实情况。

　　聂书记表达了欢迎之意后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达。用他的话说，这事要讲起来，没三天说不清，而要了解清楚全部情况需要在村里住上三个月。不过，前后进去了四次调查组，哪次也没有超过半个月，最后同样出了结论。聂书记可能没想过这些问题。

　　正当我们准备正式提问时，赵部长首先发话：

　　“你们有几位是北京青年报的？”

　　我和丁峰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你们是北京的报纸。你们到我们河北来是跨地越采访，按规定要有介绍信，你们有介绍信吗？”

　　“介绍信，我们没有带。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马上让单位给传过来。”

　　“那你呢，中国改革报的同志。你们是中央报纸，可以到我们河北来采访，不过也要有介绍信。”

　　“没有规定说我们必须要拿介绍信。你要，我们也可以通过传真发过来。”改革报的同事态度也比较客气。

　“没有介绍信，我们不能接受采访。这是规定。”

　　“请问，这是哪里的规定。”

　　“这是上面的规定。”

　　“我们有记者证。”

　　“有记者证也不行。”

　　“这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的，写得很清楚是供采访证明用的。”

　　“那你们是跨区域采访，没有介绍信我们不能接受采访。肯定是有人找到你们了，不然，你们能知道河间有齐会村，你们会跑到这儿来？”

　　“也许赵部长不是很清楚，北京青年报虽然是地方报纸，可是它关注世界大事。不仅国内的新闻我们要跑，国际新闻我们也要跑。”

　　“我不管你们那么多。中央有规定，农村热点问题不要报道。我们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办。”

　　“中央领导人多次指出，新闻工作者要做党和国家的喉舌，及时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我们来这里采访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农村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可能会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你们是在添乱子。”

　　“我们没来之前，齐会村是什么样的，你们比我们清楚。老百姓有话要说，难道我们有权利不去听他们呼声吗？”

　　“少数几个人不能代表老百姓。齐会村几千个人，你都去听了吗？”

　　“难道几十个村民的话我们可以不听，只能听你们的话吗？”

　　“你们这是违规行为，你们两家报社记者怎么走到一起了，肯定有问题？”

　　“我们怎么就不能一起采访，有什么规定吗？”

　　“中宣部规定，要组团采访必须经过上级机关的批准，谁批准你们组团来河间采访了？”

　　“请问，我们这叫做组团吗？旅行社还有一个规定，九人以上叫一个团体。我们两家新闻单位走到一起来就叫做组团吗？”　　

　　“当然是组团。”

　　“那好，现在我们分开来。我先出去，等他们采访完了我再进来。行吗？”

　　“那也不行。你们不要以为到地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北京我常去，中宣部的人我认识很多。”

　　“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

　　“我不是威胁你们。我是说，要按规矩办事。齐会村的问题，已经由法院来处理了。我们不干预司法。”

　　“我们也希望没有人去干预司法，我们不会也没有能力去干预司法。我只是想把事实调查清楚，这也不行吗？”

　　“你们这样就是不行，我可以直接给中宣部新闻司打电话。我认识他们的司长。”

　　“可以。您可以马上打电话。我也可以立即停止采访。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我会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我们对自己所做所为负责。”
　　对话到此并没有结束。赵部长气冲冲地出去了。聂书记忙着打圆场，并且开始介绍情况。可是，没过一会儿，赵部长进来了。他大手一挥：“停下来，不再接受采访了。我已经向我的上级请示过了。我们没有责任接待你们。你们走吧。”

　　“赵部长，我们走很简单。只是你一句话，我们马上就走。您是这里的领导。我们得听您的。不过，我们是诚心诚意想来听听你们的看法。这是我们工作原则要求的。我们不能偏听偏信。既然您坚持让我们走。那么，您不觉得聂书记会因此而失去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吗？也许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呢？你们不肯说出来，最后，传达出去的可只能是一方的意见。请您慎重考虑一下。”

　　赵部长大口吸着烟。坐在那里不表态。聂书记也僵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陪同的马副书记则不断地给大家倒水，力图缓解一下气氛。

　　最后，赵部长象是下了决心。对聂书记说：“我意见是不要再接受采访了。你如果觉得有必要跟他们说，你自己说。我不听。”说着出去了。

　　聂书记忙跟着出去。终于，两人好象是商量妥当了。聂书记继续介绍情况，情绪也很激动。并不时透露，如果不是乡里派干部过去，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可能就走不了，因为他得到消息，说有人想把记者扣下来。我们忙不迭地说了些感谢的话儿。

　　事情在晚饭前有了戏剧性的转折。赵部长坚持把我和改革报的记者拉到他的车上去。他是一辆桑塔纳2000，比较宽。我们态度坚决地表示，不能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如果一定要吃，可以由我们出面，请他们吃小吃。对方口头同意。可是，到了最后，还是由赵部长出面，在我们住的宾馆里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全上来了。我们最想吃的河间的驴肉火烧最后上来了，每个人只吃了一小口。大量的剩菜扔在桌上。赵部长送我们每人一本书，是讲述为官之道的。还乘兴为改革报的女记者题了字。其中大笔一挥写了“之”字，最后一笔不是老实地向右下方走，却顺着倒数经二笔拉直下去，害得女记者认了半天没有认出来，赵部长很是开心。最后，不幸被我说破。他笑得不特别的自然。酒喝得不少。据他说，他每年用来招待记者的费用有个几十万。真行。

　　第二天继续采访，全然仗了赵部长的面子。从信访到法院到检察院，该去的都去了，该问的都问了。我们一路往回赶。临出河间这前给赵部长打了电话。他说：“你们在哪儿呢？”我说“我们就要出河间市了，感谢您的支持。”他说了一些就再请你们吃饭啦等客套话，挂断。

　　回到北京后，听说他又给当事人的律师打电话，说如果不是他做工作，我们在河间什么也做不了等。看来，真得感谢一下这位赵部长。借此，为他立个传吧。

　　赵部长，河北省河间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官不算大，认识的人挺多。喜欢书法，钻研古文。写有《为官之道》一书。曾赠与我吾等晚辈。厚厚数百页，古事新说占多数。粗略一翻，颇能见些文字功底。每年有几十万经用于请新闻界朋友吃饭。从最基层的干部做起，对河间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在河间有事儿，你找他，准能行。

　　　　　　　　　　　　　　　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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