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笔者乘车穿过北京城，道路一侧是不同面孔的年轻人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国际长跑，而在道路的另一侧值勤的众多的武警两两间相隔不到五米。武警身体笔挺、神情严肃，似如临大敌。后来得知，马拉松赛已有部分日籍运动员赛前退出，而赛事的赞助方据说是日本人，他们可能会受到攻击。当天，一辆停在日本餐馆前车牌标有“使”字样的丰田车被砸碎了玻璃，而后来据传车主其实是一位越南外交官。在此前一天，上万学生和白领从中关村出发步行至日使领馆门前示威抗议。而在4月11日的媒体上，笔者没有看到一字一图的报道。但这并未曾减弱民间的反日情绪。一周后，上海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游行。

　　这次大规模的游行，一时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争论，是不理智还是爱国双方莫衷一是。

　　对于推动修改日本教科书以及一些不日便发表一些二战谬论的日本政客，中国政府常以“一小撮右翼分子”来与日本整个国民相区别。直到小泉纯一郎继任日本首相，每每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普通百姓终于明白“整个日本已经右倾化了”。这种认识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中也得到了体现，近五年双方元首没有正式会面。而如果联系到上个世纪，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与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鎔基对日的两次正式访问也是波澜四起，评价不一。可以说中日关系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便龌龊不断。

　　但既便两国政府关系龌龊，两国民间并未火爆对立，到日本工作、到日本学习、买日本车、玩日本游戏在中国可谓是火爆一时。如果说当年日本的右翼是一小撮的话，那些在网络上时不时喊两句“抵制日货”，或来一场“东京大屠杀”的中国愤青，其实也是一小撮，他们也并未形成多大的声势。

　　但此次京、穗、沪、蓉几个大城市相继爆发的反日游行，人数每以万计，其规模之大为近年来中国之最，中国的一小撮反日愤青在民间获得的支持已遍及社会各阶层。但日方的反应说这是中国政府宣传“抗日教育”的结果，是政府在背后怂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缺少民间情绪表达的渠道，一旦他们联合起来，表达自己政治上或者心理上的诉求，总会有人站出来说，他们是受政府指使。中国的民意与政府无法相互支撑，因为国家的力量侵入了民间的每一个细胞，他们的意愿不是独立的，这被称为中国制度的缺陷，而日本通过了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却可以在西方世界赢得民主的美名，似乎验证了被一些人奉为圭臬的伏尔泰的话“我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

　　而这一逻辑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获得了一定的认同，那位写出《对日新思维》的马立诚曾说，日本已成为民主国家，不会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其潜台词是日本虽在尊严上冒犯中国，但不会再拿起枪炮踏上中国土地，屠戮中国百姓。

　　这一逻辑的荒谬在于日本是否实现了民主，会不会走上军国主义再次侵略中国是一种想像式推论，并不是导致中日不再起冲突的制度保障，而无论日新教科书在多么微小的范围采用都是对中国尊严和长远与现实利益的侵犯，面对侵犯中国民众与政府需要做出相应的回应。

　　 让中国的一小撮反日愤青社会化的正是日本已不知多少撮的右翼分子，在我们一次次担心中国的反日举动会刺激日本社会的右翼化时，日本何曾想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也刺激了中国的反日社会化？

　　中韩掀起反日浪潮之后，有西方媒体惊讶于当年日军的残暴，他们竟然不知道慰安妇、更不知有南京大屠杀。而那位以英文写作《南京大屠杀》的华裔女青年已耐不住压力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今世界有几人不知道奥斯维新集中营，有几人不知道犹太人在二战中的苦难？在德国更有哪个政府官员敢否认奥斯维新集中营？

　　中国没能借助战胜国的地位使日本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其政府对战争罪行的表述。日本的所作所为是激发中国民众走上街头的导火索。

　　但此次波及中国几个最大城市的游行同时也是一次民间情绪的集中渲泄，其间夹杂着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不少的日式餐馆遭受矿泉水瓶的围攻，甚至于一些日本品牌的汽车被砖头砸碎了玻璃。而事实上日式餐馆可能中资占了大多数，而那些汽车的拥有者可能正是我们的同胞。

　　但一位的哥说：“怎么着吧，就是给你砸了！”

　　而旁边的老太太则说：“砸得好，你怎么能买日本车呢？！该砸！”

　　这位日本车主无处申诉，只得认栽。

　　那位的哥并非出于完全的民族情绪，也有着对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的愤恨。

　　而也有一些人将反日游行当作了健身会友活动，网友们在网上互相留言，某时某地不见不散。他们需要振臂一呼，渲泄一个上班族朝九晚五的枯燥生活。

　　这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泥沙俱下，于是一些人称反日游行不理智，太冲动。以至有言论称中国的国民素养遭遇了严重的考验。

　　如果这样的评论出自政府官员之口，那他一定误读了生活，更误解了历史。因为他们如何面对中国现代史对于“五四运动”的肯定，那次运动中，学生们烧楼放火、打砸泻愤。这样的“爱国行动”在历史中是被肯定的。

　　这样的行为一方面其本身已经触犯了法律，而政府没有履行其应有的职责进行制止，一方面是让人看到了危险的潜台词：“如果政府不能让国民满意地对日强硬，我们就要自己动手”。这是我们的国民性格中颇有传统的一面，不信任政府，不遵守规则。江湖规则比法律能更好地协调社群关系。

　　与中国反日游行可做参照的是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中国媒体常用“刚烈”一词形容韩国人的性格，这次反日示威又有许多韩国青年切指抗议，而一位退伍老兵手拿匕首毅然要在日驻韩使馆门前剖腹自杀，另一位激烈的韩国人更是引火自焚……

　　他们没有选择去刺死日本人，去烧死日本人，而是相反拿自己的身体开刀。

　　这一切在中国人眼里都是不可理解的——“这是典型的亲者痛、仇者快！”

　　中国的反日游行是断不会出现这样的举动的。

　　但这并不能因此断言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下。对政府的不信任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内部腐败的横行，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在一个禁忌从生的国度，普通百姓得到了情绪渲泄的机会，其释放的怨艾是多方面的。偶有人行为激烈只是说明我们的社会缺乏民间情绪的表达渠道。中国今天的改革如此剧烈，弱势者的利益往往被主流媒体所忽视，长期得不到合理地对待。而反日游行给了他们一个依附主流民意表达自己的合理机会。一些知道分子呼吁中国民众应该理智地游行、平静地呼喊是不大现实的。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急剧下降，即便是情绪易为激动的青年学生也沉静了许多，整个国家陷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之中，却忘记了通过政治寻求更为合理的经济利益的分配体制的制定。

　　此次波及全国的反日游行一方面也暗合了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正悄然开始的民族性格的再造，民族情绪强烈需要表达的机会。

　　另一方面游行中也体现了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诸次游行不同的新特点，其一游行的发动者借助互联网、手机短信（游行期间笔者没有在中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发现一字、一图的报道）成功地使各地数以万计互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新兴媒体的力量可见一斑；其二游行的主力人群已不限于在校就读的学生，许多在社会中处于中等水平的所谓白领出现在了游行队伍中。选择周六、日游行也正是大量的白领休息的时间，如果不是政府的适当控制，反日游行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现如今，不少开着日本车的中国人往往要面对周围同事、朋友异样的目光，甚至已有人准备卖掉手里的日本车。

　　游行是实现民间意识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也是民主的形式之一。民主秩序的建立需要成本，参与博弈的各方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民主之所以被称为是一种制度究其根本是需要建立一套公正的程序，而使这一程序程序正常运转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而在一个贫穷的国度，纵便有公正的程序也会因能力的不对等演化为强者的工具。

　　社会中等阶层的参与将有利于中国民主的发展。

　　反日游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中国的多重信息，虽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历史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泥沙俱下、好与坏、对与错并不像书上写得那么鲜明。日本的一再相逼和中国国内种种民间情绪的合力让中国的“一小撮”愤青掀起反日的狂澜，中日双方政府都需要认真检讨。

　　（其实明眼人都明白，“一小撮”是统战词汇，是维护两国外交利益的一种措辞，只是这种措辞有很强的欺骗性，就怕最后连讲这种话的人都相信了。）

　　　　　　　　　　　　 2005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