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给这篇文章起个规规矩矩的名字，就像《“艾滋女报道”之番外篇》什么的，但是发现这样的题目先把我自己一半的兴趣打消掉了，于是眼睛一闭，敲出这么一个有静有动有浩荡有微小的题目来--管它动静风云，都不过是最后那个悠长回转音符的幻像而已。

　　12月5日，我去重庆做侦探公司峰会的采访。屁颠屁颠忙了两天，把稿子写完，在酒店上网发回报社时忽然收到郑直发来的一封信，说的言简意赅：“看看这个。”后面是一个链接。点进去一看，是一篇叫《剃刀边缘的爱情》的文章，又是讲艾滋女小琴的故事--那段时间我几乎对这个故事产生了逆反心理，还和人在西祠上开口水战，自觉非常没气质。所以开始我还没在意，一目十行地往下扫。

　　文章前面都在介绍小琴小明的故事，然而当我心不在焉地扫到这样一段文字的时候，忍不住愣了一下：“……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小琴小明自然一夜之间要成为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大家都奇怪一个身心健康的小伙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对他俩在一起的生活投注了复杂的目光：好奇、钦佩、怀疑……”

　　都说当妈的怎么都能认出自己的孩子，我虽然没那福分，但怎么看怎么觉得这段文字像个胎记。再往下看：“……这是一家专门为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优惠治疗的医疗机构，门面不大，二楼被隔成一个个整洁而建议的病房。因时间已晚，只有小明输液的房间还亮着灯。”--读到这里，我先前那种满不在乎的感觉已经一扫而光，瞪大眼睛往下读，越读越气越气越读，读到文章最后一个字，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咬人！因为这篇长达7000字的文章，居然有4500字是把我那篇11月18号见报的稿子《吸毒是我最后悔的事》整体“克隆”过去的--胎记看清楚了，孩子却被“拐卖”成了别人家的，靠！

　　幸好这时我已经把侦探公司的稿子写完了，也幸好我那时才看到那封郑直两天前就发出来的信，要不我肯定气得写不下稿子--我打开邮箱给郑直回信，就写了两句话：“这人怎么抄我稿子？我要到网上贴他大字报去！”说他抄，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首先整篇文章的结构基本就是我那篇见报稿子的结构，只是在后面加了一些小琴他们办结婚证的细节，那也是被我写稿时筛出去的东西；

　　其次我发出来的4500字几乎每一个细节每一段表述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对应，只是都被蒙上了一层一戳就破的面纱。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段文字，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消息一经传出，小琴、小明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大家都有些不相信一个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小伙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对他俩在一起的生活投注了复杂的目光：好奇、钦佩、怀疑……”

　　“这是一家专门为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优惠治疗的医疗机构，门脸儿很不气焰，二楼被隔成一个一个简易的病房。因时间已晚，只有一个房间还亮着灯。”

　　此外，我那篇采访因为没有时间和北京的跑口单位联系，所以出了一个错误，就是胡大夫说小琴小明还要参加12月1日的“艾滋病全国防治大会”。文章见报的第二天，跑口单位的熟人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艾滋病防治大会”是去年的提法，今年的是跟青少年有关的主题活动，我在随后的报道中都注意了纠正，可是这篇文章中“艾滋病防治大会”的提法依然在目。

　　最搞笑的是一些只属于我自己的语言被改得不伦不类，比如我原文中那句“……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这几个字让几年中一直在做艾滋病报道的记者忍不住道吸一口冷气……”--我一同学说"倒吸一口冷气"这样的表达只可能是我这样的毛头小伙子才会用，老记者是不会那么一惊一乍的，可是在这篇文章中写的是：“……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这一行字让1991年以来一直做有关毒品报道的记者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气得鼓鼓的，惟独看到这一句时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因为这人登在文章中的采访照片看上去已经40岁左右，想想这么一位看上去端庄稳重的老记者动不动就“吸气儿”，实在是有几分滑稽。

　　这篇文章发表的日期大概在11月25日左右，晚了我那篇1个星期。说起来这人和工作单位的名气都不小，他本人我在贵阳采访的时候也见过，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谁而已。有一点让我比较疑惑：与那篇7000字长文一起见报的还有他采访小琴、胡大夫的几张照片，这说明整个事件的主要人物他都已经采访到了，惟一我采到而他没采到的就是小明家人，但是这样已经足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稿子来，何苦要抄？

　　郑直收到我的邮件，见我要贴大字报，马上回了：“还说你不是愤青呢，那么冲动。”其实我经常是嘴上不着四六心里还是很有谱的。我已经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了这人的手机号码，想了想还是没打，而是给郑直打了个电话。她说：“先跟他私下接洽一下吧，也许他有什么苦衷呢。”我说：“再有苦衷也不能抄别人稿子啊。”郑直说：“也是。看到写那家医院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连这些场景描写都一样，后来越看越惊讶，而且最后还有他的署名！我想这人也算有点名气，应该不至于这样吧。”郑直是我那篇稿子的编辑，毛稿近6000字，被她从第一段开始改，最后成了见报的4500字，而且因为这篇文章我们还在网上和人论战过几回，所以这次才会被她一眼发现了“胎记”！

　　第二天我在重庆街头报摊上见到那篇抄袭文章正在显眼位置热卖，就买了一份留做证据，想要是真的打官司也许用的上。买来就扔在箱子底，一次都没翻过，因为老觉得心里不舒服。

　　12月8号我回到北京，把这事情跟新闻中心主任沈说了。她听了很惊讶，也是因为这个人和这家媒体的名气。她把我的稿子和那人的稿子拿去，一边核对一边把抄袭部分勾出来，结果那篇文章被她勾得密密麻麻。她也有些来气：“这绝对是抄袭，４500字的东西全部照搬，也太过分了！他胆子真是不小，北青报可不是一家地方小报啊！”我们商量的意见是，先以报社名义跟这人接触一次，要是他态度好就想解决办法，要是态度不好，那就上法庭。

　　12月9日，沈给那人手机拨了电话。那人大概已经听到了些风声，一听她的来意，立马服软：“我借鉴了你们的稿子一下，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实在不好意思。”沈说：“您这说法是不是太轻描淡写了一点，7000字的稿子有近5000字一样，这好象不是‘借鉴’了吧？”

　　那人说：“我交稿子的时间太紧……”沈说：“这好象不是理由。”

　　那人又说：“你们那篇稿子写得太好了……”沈说：“这好象更不是理由了吧。”

　　那人见躲不过去，只得没口子地道歉，还告诉沈：“接您这个电话，我汗已经下来了。”沈笑笑：“我只是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事解决办法还要和律师以及当事记者商量一下，到时候我们会跟您联系的。”说罢就挂了电话。

　　沈说，那人很怕他单位知道这事，因为他已经不是我这样的小卒了，而且他态度实在很好。“你说怎么办？”沈问我。我说：“要不，放他一马？”--尽管我对他这样过分的抄袭非常气愤，尽管我也的确动过打官司的念头，但是我仔细考虑过后还是决定放他一马。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手，出了这事我也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这么做就完了，但是他不是，所以多少得为这事付出些代价。至于多大的代价，我还没想好。就在我们商量的时候，沈的手机响了，是一同事打来的，那人拜托他说情。嘿嘿，找的真快。我暗笑。

　　从10日早上8点开始，我一连接到3个电话，都是不认识的人冒昧打来求情的，被我以“听从组织安排”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下午又接到一个，是京城某媒体的同行，听声音年岁也不小了，他说得更直接：“他愿意赔点钱，你提个数吧。”虽然我那时已经咨询了律师，知道用钱解决是最简单的方式，可是一听他这话我还是嫌那山芋烫手：“您让他提吧，我先要钱不就是敲诈了？”

　　3天后，那边又来电话：“我问过他了，你看1000块怎么样？”--哼，1000块就想买我的“孩子”，边儿去。我说：“那就不用考虑了。我已经打听过，他那边的稿费是每千字150元，他抄了4500字，我们律师的意见是3000元，按稿酬的5倍索赔。”中间人马上说：“这样吧，你退一步他进一步，2000块怎么样？”估计对方先就准备说这个数，先前那个只是探听虚实。

　　其实2000元也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最开始沈还提议1000块呢。另外我那时对这事也有点烦了，要不就上法院告丫的，要不就马上交钱让我心里从此清净，这样讨价还价跟菜市场买菜没什么两样！所以就快刀斩乱麻地告诉他：“好吧，成交。”

　　今天中间人终于把钱交到了我手里，然后让我写个条。我就写了一张“今收到某某代转稿费2000元”，本来想把那篇文章题目写上，被中间人制止：“不用不用，哪儿那么麻烦，就这样写就可以了。”我想反正我所有采访录音记录照片都在手里，不怕你出幺蛾子，就照他说的写了。

　　又跟中间人瞎聊几句，我才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这人抄了什么抄了多少，大概因为我接了他20张大钞的原因，言语间还有种我能察觉的不屑，这让我非常不舒服。他说：“某某其实是个非常够哥们的人，你以后有事可以怎么怎么样。”我毫不掩饰地撇了撇嘴：“算了，有什么好怎么怎么样的，他见了我不尴尬才怪。”说完道别走人。

　　在回单位的路上，摸着鼓起来的钱包，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空荡荡的。我是没有想到“艾滋女”系列报道还会缀上这样一个摇曳多姿的尾巴，从最开始这件事本身到这个出人意料的花絮，里里外外都有种我特别受不了的虚假和欺骗以及利用，想想和gee她们争论稿子的好坏，想想和网上那些小王八蛋们打口水仗，突然觉得甚至跟人打听中午吃鱼还是吃鸡都比这事实在--我得到了什么，2000块钱而已，我失去的呢？我失去了一个长着“胎记”的孩子，虽然愣了点，但是可以随便抱着给别人看；现在却多了一个“养父母”，用象征性的 2000块钱就取得了“抱养权”，那他会不会经常把这孩子抱给别人看呢？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002．12．19

　　蜻蜓点水蝴蝶鸳鸯长江落日黄河劳保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