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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锦华
山西人,1970年生于太原。大学学财会。1994年去日本留学。
在赴日工作生活7年后的2001年8月14日,为抗议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携9罐红漆只身前往靖国神社喷涂日文“该死”字样,被日本警察当场拘捕,后被判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2002年3月被日方取消工作签证,6月23日回国。2003年2月到北京打工。
2003年6月23日,由15名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爱国人士组成的中国民间“保钓团”,租用一艘渔船从浙江出海,前往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宣示主权。冯锦华是此中国大陆首次民间保钓行动的总联络人。
■背景
钓鱼岛位于靠近台湾东北的深海大陆架上,从地理位置上看有着重要战略意义,钓鱼岛附近海域有着1000亿桶的石油蕴藏量,有着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在二战后钓鱼岛被美国交由日本托管直至今,日本右翼势力多次登岛,并在岛上修灯塔、建神社、进行祭祀等活动,并拆毁中国先民遗迹,四处为日本最终侵占钓鱼岛寻找借口,妄图永久占领钓鱼岛。
近来,日本政府又借口所谓的“租借”变相篡夺钓鱼岛主权,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严正抗议并发表声明:“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钓鱼岛问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对日本政府的无理行为进行坚决的回击,但日方并没有收敛,反而表示将把钓鱼岛作为日美联合军事演习的基地,妄想借助美国之力霸占钓鱼岛。
■采访手记
冯锦华算是旧相识。
2001年年底,他在“污涂靖国神社事件”终于有个结果(被东京地访法院以“器物损坏”判罪)之后回国探亲,2002年1月7日,是他探亲结束临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天,他在那天中午时分抵达北京,然后连续接受了一家电视台、一家电台的访问,做客了两个网站的聊天室。那一天的最后两个小时是我和我的报纸,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访谈。还记得那天采访结束他那么如释重负,印象里他很想重归他没有喧嚣的旧日生活,那种作为一个在日本工作的小职员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老实人的一天”。
再次联系,是2002年6月30日,姜文因为去过靖国神社正被某些媒体火攻,打电话问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些攻击姜文的人实在匪夷所思。那时他刚刚从日本回国一个星期,因为有“犯罪”前科,他失去了在日居留的资格。8年的日本生活至此终结,32岁的人,女儿未满周岁,一切要在国内重新开始,从找工作做起。
然后时间过去了整整一年。今年的6月30日再打电话,他母亲说:“他在北京呢,打工去了。”想问老人家知不知道他“保钓”,想了想还是没开口。
7月1日,用冯锦华头天给我的北京手机号码跟他联系,居然关机。后来找到他问,“那个手机丢了,今早上班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那是他专为“保钓”活动用的手机。那个号码曾被他跟他的身份号码一起公布在他的《中国大陆首次民间保钓行动求援信》上,因为网络传布四方。
7月2日晚,约好6:30在阜城门桥边金都假日酒店大堂会面。冯锦华下班过来早到了10分钟,我们刚因堵车迟到了10分钟,结果进门看到的就是穿白色短袖衫、系深蓝色领带、十足奔波上班族模样的一个人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坐下来,拿出一年半以前我们那次访谈的报纸,指给他看我当年问过的一个问题――“现现在大家加诸你身上很多词汇,甚至网友在问‘你会不会带领大家去保钓’……”他也记起来了,大家一起笑,都很感慨。
■在钓鱼岛问题上我国政府立场始终非常鲜明,这种时候老百姓站出来支持政府,会让政府在与日本交涉时能有一张重重的民间牌。
记者:去年被问到“会不会带领大家去保钓”,你回答我:“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人做不成什么事。”当时你都没想过你会去吧?
冯锦华:这回不是大家在一起力量大了吗?有很多有利条件,很多人给我们准备船只,准备物资,在大家的努力下,就这样成行了。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一手促成的,我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记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冯锦华:今年年初日本公然以政府行为(向私人租借钓鱼岛)来介入钓鱼岛这个事态的发展,网上一些朋友们在一起讨论,就觉得这个事情比较严重了。以前日本还只是半遮半掩、以非官方的行动在钓鱼岛上做一些小动作,但这回很明显它是以一个政府的行为介入的,这就已经暗示着日本人将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非常快的动作了。
在钓鱼岛问题上我国政府立场始终非常鲜明,这种时候老百姓站出来支持政府,会让政府在与日本交涉时能有一张重重的民间牌。日本人非常注重民意,日本在国内做任何事情都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它们研究中国也研究得很厉害,很多日本的情报人员在中国搜集民间的想法。如果它发现中国老百姓民间非常沉默,它会认为中国老百姓在钓鱼岛这个事情上,也许跟政府并不是一条心,也许政府的严正申明并不代表老百姓的意志。他们会往这方面瞎联系。如果我们老百姓不站出来,它们就会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就说我们政府的这个言论也许没有什么根基。那么他们就会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我们这次保钓行动就是要告诉日本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支持我们政府的言论。我们不光是口头上支持,我们要租船,我们要去钓鱼岛海域,我们要打出我们的五星红旗,向日本人宣告这里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领土,我们中国人民到这来是支持我们政府的严正申明的。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作为一个总联络人,把这个事情就做成了。
记者:我看到的一个资料提到:从1996年开始,在大陆的互联网论坛上,不断有人号召捐款、报名、租船,去钓鱼岛宣示主权,但应者总是寥寥。究其原因,不是没有热血青年,而是发起人缺乏公信力。“经常就是一篇情绪激昂的帖子和一个汇款帐号,发帖子的人到底是谁大家都不知道”,而这次不同,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有冯锦华。冯锦华表示可以由他出面发起这次行动。“锦华是什么人,网友都知道,再加上他在求援信上公布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和手机,确保了行动的公信力。”
冯锦华: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吧。我们发出捐款的呼吁信之后,很快大家的呼应就来了。其实我们这里边有很多人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大家都为这个事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仅仅就是让大家相信这次保钓行动是真的要做,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大家信任大,压力也大。
记者:为什么?
冯锦华:毕竟它是第一次,所有这些参与这次行动的人以后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这都不好说。如果因为这个事情给大家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后果,作为这个总联络人也是发起人之一,会觉得对不起大家。我还是最终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现在看来还好。最近就是在忙着处理一些善后的事情,自己公司的工作也积了一大堆,所以特别累。
■精神上、心灵上的一种寄托、一种升华,这是人的正常要求。爱国也是一样的。人们爱国需要表达出来。
记者:最初听说你“保钓”我挺震惊的,大家也是这种印象,冯锦华又出来“抗日”了。
冯锦华:我觉得不应该把它想得那么高远,好像“保钓”与老百姓脱节得很大,不应该这样想。保卫钓鱼岛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一定非是驾船出去才叫保卫钓鱼岛。大家去学习相关的知识,或者咱们的研究界对这个钓鱼岛问题再进行公开的、广泛的研究,咱们在外交上边跟日本多进行交涉,老百姓多关心这方面的事情,那就是保钓。不应该把这个事情搞得就说是“爱国人士”才如何如何,冯锦华他又出来搞了个什么,不应该这样讲。
记者:你们这次去的这15个人做什么的?我知道那3个香港人,有两个从事建筑装修行业,一个是计程车司机。
冯锦华:我们这些人越普通,这个事情越好。参与这件事的我们大陆这些人,各个方面的人都有。有两个在读博士生,3个退伍军人,其他有像我这样的职员,还有一些个体老板。总之来讲就是涵盖了中国的各个阶层,里边有经济比较一般的,也有比较富裕的,有拿工资的,也有自己创业的。
记者:可在有的人看来,保卫大熊猫、藏羚羊没准都比保卫钓鱼岛好像离自己切身更近。事关领土,作为一个老百姓你能够做到多少?你的力量能达到多少?
冯锦华:作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讲,中国的每寸土地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对于自己的领土关心爱护,当别人侵犯它的时候我们去保护,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记者:你有一点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一般人会觉得这事儿做是应该做,但是自己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声音能起什么作用呢?好多人是因为这个而气馁,然后放弃了。但这个好像从来不对你形成困扰。
冯锦华:生活态度问题吧。就像环保主义者,走到哪里都捡垃圾,不管是做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出去跟朋友玩儿,甚至跟他的女朋友出去也一样,该做的时候他就要做。但你说他一个人捡那么点儿垃圾对咱们这么一个扔垃圾扔惯了的社会来讲顶什么用呢。
记者:所以这可能就需要信念了。
冯锦华:这就是一个信念。我们中国人需要一些信念的东西在里边。如果每个人都有信念的话,中国这个国家会非常了不起的。谁都会对中国产生敬畏感的。
记者:你对此有信心吗?有人就说:他们这拼死一冲又激得起多少人的爱国热情呢?
冯锦华:起码我们上船的这20多个人,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和这些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感觉你也是纯洁的。哪怕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纯洁呢,自己去寻找自己纯洁的一片地方。很多人也在做同样事情,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比如有的人收养孤儿,包括这次抗非典,不是有很多人也舍弃自己的舒适生活去抗争去了吗?大家应该认识到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能量,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记者:就是说你不太考虑做事的后果,管他结果能怎么样,该做就要做?
冯锦华:你别这么说,那不成愣头青了。还是权衡利弊呗,权衡一下,觉得这个事情该做,而且预想到一些后果。
记者:觉得那个代价自己付得起?比如保钓,当年也是有人被逼跳海然后牺牲在那个地方。
冯锦华:为保钓牺牲的陈毓祥是我们的英雄,我们这次去钓鱼岛海域也自己现场做了白花洒向海中。我们就是要做给日本人看,中国人不会忘记在这里牺牲的同胞。有一天我们一定是要回来的,这是我们的领土。
我觉得做一些这样的行动完全是必须的。就像我们清明节去拜祭自己的祖先,那你说有什么用?我们到了解放战争胜利日、抗日战争胜利日,都要去一些烈士陵园,组织同学们去凭吊一下。那为什么?人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精神上、心灵上的一种寄托、一种升华。应该把它考虑成非常正常的人的一个要求。
爱国也是一样的。爱国不仅仅是在那个课本上宣传爱国就是爱国,人们爱国需要表达出来。我们这次就是以我们这种方式表达了出来,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们,那是评论的人他们的事。我们做就是这样做的。
■大家应该认识到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能量,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记者:但是从你靖国神社涂鸦那件事开始,就一直有一方说法,认为有些事情道理上是应该做,但是更要考虑实际的后果,到底怎样对于中国更有利。比如有些人担心过激的举动有可能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反而会更影响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
冯锦华:这些人太杞人忧天了吧。那当年杨靖宇被日本人包围的时候,你就投降就算了呗,你抵抗下去的话东北也解放不了,你还要把你周围的战士都带上死路。为什么还要拿着大刀片儿去向日本人的枪炮冲去呢?再比如说,你和你女朋友在街上,一个比你身强力壮的人上来要欺负你女朋友,那么你怎么办?你打肯定打不过他。但打不过就不打了吗?人不是动物,不完全是为了活下来才活的,还有个“义”在里边。
记者:有人问:“就这么去冲它一下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好好地埋头强大自己的国家。”后半句话也对啊。
冯锦华:可是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你连去冲一下的勇气都没有,这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世界任何国家的人都会为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而做出一些行动,我说的是“行动”,为什么我们中国大陆人就不应该有这种行动呢?日本是崇拜强者的一个国家,你和它要是战到最后战死的话,它会尊重你的。你不战而降,或者说是甘做亡国奴的话,它绝对不会把你当人看。
关键是日本人,对中国年轻人当中出现的这种思潮它会研究的。它会分析这些人各行各业都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次行动?他们会分析中国人的心理从而制定他们对中国的一个对策方针。我们喜欢让他们研究啊,让他们知道,中国就是这样,永远不会屈服于你们,我们中国年轻人就是要起来跟你们抗争,这可不是以前直接受过你们日本人罪的老人、和你们打过抗日战争的老人要和你们抗争,这是中国的年轻人,年轻人起来了。我们从小就看你们的漫画长大,你们的电视剧,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站起来反对你们。
记者:而且你还是在日本生活过,受过日本生活方式的影响。
冯锦华:对对,它的生活方式、它的文化对我都很有影响,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也要起来跟日本人进行抗争。我想这个,也许有些中国人觉得无所谓,但日本会有所谓的。
■该生气的时候还是要生气。一个不会生气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
记者:好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时间的巧合,2002年6月23日你结束8年的日本生活回国,2003年6月23日你在钓鱼岛海域跟日本的舰船对峙。
冯锦华:6月21日还是我生日呢,那一天我向钓鱼岛出发。其实这都没什么意义,都是无意中的巧合。
记者:有人猜想靖国神社那件事及其后的结果,你被判刑、取消在日居留资格、回来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你会不会因此更恨日本人?
冯锦华:我也没有特别恨日本人。对某些日本人,比如这个小泉政府,还有一些右翼分子,比如东京都知事石原盛太郎,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讲比较恨,但是对普通日本老百姓,比如我那些日本朋友、我的老师,甚至当时关我那些日本警察,我都对他们印象都挺好的。 而且我在后来任何场合都不直接攻击普通的日本民众,我从来没有攻击过普通的日本民众。当然咱们的网上有很多人,有一些过激的语言,骂日本人了,把日本人一概全都骂倒,那样的一些言论我并不赞成。但是我也不愿意批评他们。
记者:大家感觉一年后再见到你,你变得激烈了许多。我以前对你的印象,你是一个状态很沉静、脑筋非常清醒,然后言语大多数时候也挺克制的人。但这次保钓回来,人民网上3人说保钓那次,你的态度很强硬啊。我看的时候就在想:冯锦华脾气见长啊。很多说法很激烈的。
冯锦华:对,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个人的行为了,是我们一个小集体,这个集体尽管现在解散了,但那是我们大家一群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冯锦华单人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会虚心接受别人的一些批评什么的。但是这回不一样了,我们大家舍生忘死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你们还在那里说风凉话,从感情上我很难接受。
而且当时有另外两位在那里回答一些比较温和的问题,用不着我去回答。本身我这个人,说到底也不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人。大家都是比较有激情的,才会干这件事情,有激情的人他容易产生一些攻击性的一些东西吧。说话里面你看是火药味很浓,我觉得带点火药味也无所谓,他们这些问题里面本身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们明明是对钓鱼岛三鞠躬,他非要说我们是对日本军舰三鞠躬。这个问题我完全可以不回答,因为在网上,你不一定要回答,绕过去就行了。可是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他们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网民,他们肯定有一些比较卑鄙的想法。所以这回我专挑他们攻击性的问题回答,不愿意避开。一个不会生气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该生气的时候还是要生气。
另外为什么你会觉得比起一年多前,我的言语激烈一些呢?毕竟回国来以后感受到一些事情。那时我是在日本那个环境中,现在我回来呆在这个环境当中,人是会稍微发生一些变化的。在日本时远离中国,可以把中国想成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但是回到国内以后,也看到一些事情吧,孙志刚被打死什么的,为什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能被几个人轻而易取地就剥夺了呢?
回到中国这个现实当中来,我突然就发现和我想像当中的祖国,我离开这么多年嘛,还是有点儿不一样。自然而然情绪上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北京那种带警铃的车特别多,你在大街上好好走着走着,突然那种声音就出来了,它就有权利横冲直撞给你在里边绕,违反交通规则。你有什么权利?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你在这个街上你要是执行公务,你把警灯警笛打起来,好好走。你要不执行公务,你就跟着老百姓的车慢慢地走,为什么当堵车的时候你就有权发出各种各样的警报去绕过去,然后突然又关掉。说不定就开到哪个饭店去了。
记者:看来你是在国外呆太长了,这些事我们在国内的人已经快想不起来生气了。
冯锦华:是啊,想不起来生气来了,所以当自己的权利被剥夺,当我们的,甚至是人身安全被剥夺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什么了。所以日本占我们的领土占去吧,那关老百姓什么事呢?
■将来,我希望自己将来做个有钱人,有了钱可以干很多事。没有钱的话爱国是爱不起来的。
记者:家里人事先知道吗?你太太?
冯锦华:不知道。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太太开头也不愿意跟她讲,但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毕竟女人嘛,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宁静的家庭,而我,我这个人,我并不是别人所希望的那样,也觉得很对不起她。
我父母亲也都是知识分子,对我这种行为他们从心灵深处作为一个中国人是赞同的,但是作为一个父母亲来讲,他们不希望在我身上发生太多变数太大的事情,否则影响了我的生活的话,几乎没有人会来,怎么说呢,我们这个社会不会说是有很大的力量起来去扶植那些从事公益性事情的人。鉴于这些情况,我的父母亲他们还是希望我首先得顾这个家,你要不管这个家的话,那谁会去管他们?对于我来讲我也希望这样,我也希望非常有钱,希望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
但是这个与做我那些行动我觉得也并不是很冲突。如果要两者能兼顾那更好了。如果实在兼顾不了,那么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做一做。要不然的话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一点声音出来,会让人非常小看的。主要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小的念头吧,非常纯朴的一个念头。
记者:我的一个朋友说,我特别希望冯锦华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像以色列有民间那种组织,去调查每一个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住址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弄出一个特别确凿的谁也无辩驳的数字和名单。像南京大屠杀那个受害人30万的数字,日本方面一直不承认。如果有这么一个工作的话,应该是特别现实和有力的证据。
冯锦华:有人在做啊。王选就在做这样的事。
犹太人的话他们非常团结,因为他们饱受了流离之苦。而且说实在话,他们有财力支持这种工作。没有钱的话什么也干不起来,你不能光靠人的满腔热血去干,只会到处碰壁,如果你拿不出资金来的话。包括王选做这个细菌战受害者调查,这个对中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做,还得由一个民间的人去做。但是她受到的实际的支持又非常少,反过来是很多日本人在支持她。
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也是,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来宣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如何跟他们抗争,做这些事,但结果的话就是在经济社会当中,而且大家对这个事情又如此地冷漠,很显然这些人的自身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记者:但你以后还是会继续这个事情?
冯锦华: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继续的,它是中国人的职责嘛。不光我应该继续,大家都应该继续。
记者:上次你有一句话:“我是一个小职员,现在也是,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你现在对你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展望?或者你现在感受到的你的将来?
冯锦华:将来,我希望自己将来做个有钱人吧,有了钱可以干很多事情。没有钱的话爱国是爱不起来的。没有钱的话你连船你都搞不到,没有钱的话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你养活自己家人还养活不过来。哪有时间去做这些爱国的事情。
记者:是,日常生活会消磨掉人的很多东西。
冯锦华:人有的时候被日常生活所迫,再激情的人也会慢慢变成一个老实巴交的,成天为了买菜费尽脑筋的样子。所以为了爱国也得首先发展自己,不可能强求一个人去放下自己所有的私生活去做一些事情,这不现实。
■爱国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继续的,它是中国人的职责。不光我应该继续,大家都应该继续。
记者:你现在是在中国对日民间索赔发起人童增的公司工作?
冯锦华:对。当时童先生也是知道我很长时间没工作,他就比较着急,说你到我的公司来吧,我的公司也是刚开始,属于草创,各方面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只要努力的话,将来会有成果的。我非常感动。
记者:这工作能理解为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吗,不是一个救济的行为?
冯锦华:当然开始是出于救济的心理,很明显,因为童先生对我非常关心。但是这个工作真的比较适合我。我觉得想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得自己去努力,你自己努力不到的话,那怪你自己。这不保钓行动结束之后得马上工作,积下来的工作也很多。
毕竟公司必须赢利,不赢利的话,那么多人,还有你自己,谁来管?我们这个公司它不是一个“革命公司”。当一些活动跟这个公司业务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本身要考虑,首先不能给公司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公司它是一个纯赢利性的机构,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能赚钱。
而你之所以能够从事这样一些爱国的活动,也是因为你有这么一份工作,有薪金,你能生存在北京。你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做事情。爱国活动呀什么的,你要想长久地把它坚持下去,没有资金支撑你是不可能的。就包括现在我耗一些精力做这些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自己往里贴一些费用。这是肯定的。不光是我了,我们周围很多人,大家都往里贴钱做有些事情的话,但大家都没有怨言。做这个事情大家都有思想准备,就是要付出嘛。不光是精力上的,财力上也要一定的付出。
记者:我印象里上次我们访谈的时候你是希望也以为能继续在日本生活下去的。所以最后签证被中止是不是对你打击也很大?
冯锦华:对我没什么打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正常,他们不给我签证。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来讲,它必须这么做。像我这种人,留在日本肯定对他们不太好。
记者:可是生活就连根拔起了呀,等于重新来过?
冯锦华: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损失吧。那个地方我生活了8年,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在一个地方生活8年肯定会对它产生一定的感情。这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话,没必要掩饰。当时在日本的话确实收入也不错,又刚有了孩子,作为个人角度来讲还期望能起码再干一段时间,在经济上充实一下自己。
但是没办法,这是两个国家,当你决定要向这个国家发出不同的声音的时候,那你就得舍弃这些东西了。我当初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因为毕竟是一个成年人了,知道做那个事情要有什么样的后果。既然做那个事情的话,尤其是像这种直接把矛头指向日本右翼、日本政府的举动,你就不要考虑什么工作了、在日本生活了什么的,你要考虑那么多的话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记者:有人说保钓很快会有第二次。
冯锦华:这个我想目前来说比较困难。别人也许会搞一些什么活动,比如说再出海什么的,也许会有吧,我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打算。但不管怎样,都会继续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所有爱国者的努力,希望能为国家钓鱼岛问题最终圆满的解决进一分自己的力量,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土。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摄影/本报记者 卢北峰
2003年7月 |